天主教歷史淺談-江樂倫神父
1. 天主教的誕生
耶穌基督所創立的唯一教會「天主教會」，根據歷史的考證，約在公元三十年，也就是耶穌誕生後三十四年左右一個猶太人的節日「五旬節」當天，誕生在耶路撒冷。那一天，已經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的十二位大徒弟，在耶路撒冷公開向他們的同胞宣講一個聞所未聞的破天荒喜訊：天主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被當作惡棍釘死在十字架上後，竟然活著，因為天主把他從死人中復活起來了。他是默西亞，是西伯來人世世代代所期待的救主。
耶穌的十二位大徒弟這一宣講，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地，竟誕生了教會。于是，至今已有兩千年生命的教會歷史從此展開。有關教會誕生的背景與事蹟，新約聖經中的'宗徒大事錄'、'保祿書信'、以及'默示錄'都有記載。為此，我們給新約聖經保留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新約聖經是教會賴以建立的'聖言'。
不過，我們常聽教會告訴我們，天主的啟示到最後一位宗徒去世時便告結束。這個教導容易使我們產生誤會，以為最後一位宗徒的去世便是聖經與後來的教會之間的分水嶺，好像宗徒時代的教會與他們後來的教會之間沒有甚麼關連。其實，我們應該清楚，在耶穌這位被視為永生、普遍、唯一的聖言來到世界、進入人類歷史中的那一刻，就有一段至今尚未結束的歷史隨之展開。所以，如果把顯示在宗徒身上的最後啟示作為教會歷史的分水嶺，恐怕不妥當。無可否認地，十二位宗徒的經驗是獨一無二的，他們是耶穌生活和復活的見證，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新約聖經這本書的各部分，即四部福音、宗徒大事錄、宗徒書信和默示錄，也是歷史文獻資料。教會過去有個習慣，每在舉行禮儀中恭讀一段福音時，開頭總先加一句說'在那個時候'，這意味著耶穌在世那個時代對人是個特殊優惠的時期，但在時空上與今天並沒有斷絕過。這二十世紀以來一直是教會的時代，我們則屬于這時代中第二十世紀的教會的一份子。
新約聖經，尤其是宗徒大事錄，是教會在第一世紀發展的歷史，是我們談教會歷史的主要根據，可是除了新約聖經之外，教會某些傳統也從別的資料流傳下來。這些資料有的是從某位宗徒聽來的，有的是從耶穌的某位徒弟或信徒小團體中傳出的。這樣的傳說和記載並沒有被教會當局認為是出於天主的啟示，所以被稱為'神秘的書籍文件'，意思就是隱秘的、非真正的聖經，也就是通稱的'偽經'。這些偽經的書寫方式常帶有小說的味道，主要在滿足他人對那些從聖經中找不到根據的事物的好奇。偽經的某些記載也可能有它的歷史價值，至少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的人的宗教觀念，而且其中有些記載對當時與後人的宗教生活、宗教禮儀、宗教藝術、乃至民俗都有相當的影響。
約在公元第三十年猶太人慶祝五旬節的那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許多來京城過節的猶太人。根據新約聖經'宗徒大事錄'第二到第四章的記載，當時耶穌十二位宗徒中的領導人伯多祿登高向前來過節的群眾說：
「諸位以色列人，請聽這些話：納匝肋人耶穌是天主用德能、奇蹟和徵兆，即天主借他在你們中所行的，一如你們所知道的，給你們證明了的人‧‧‧你們借著不法者的手釘他在十字架上，殺死了他‧‧‧天主卻使他復活了‧‧‧我們都是他的見證人。他被舉揚到天主的右邊，由父領受了所恩許的聖神‧‧‧天主已立他為主，為默西亞了」。
猶太人聽了伯多祿這番話，便問說：「我們該作甚麼呢？」伯多祿回答說：
「你們悔改吧﹗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
伯多祿宗徒講完話，當時就有三千人領了洗，耶穌在離世之前吩咐宗徒們建立的教會從此正式誕生。
這第一批教會的成員都是猶太人，就如耶穌一樣，他們說的是當時中東最流行的閃米特人的語言，阿拉米語，他們雖然信奉了基督，仍然格守猶太舊教的法律規章，進聖殿祈禱，遵守食物方面的禁忌，出生的男嬰兒接受割損禮。他們的信仰為當時別的人來說，無異是一種新興的教派，這個信仰的特色是：因耶穌的名領受洗禮，熱心遵守宗徒們的訓導，舉行一種分餅的禮節儀式，互相組成一個友愛的團體。
在耶穌基督那個時代，從文化上來說，猶太人大致分兩種，一種是屬于中東一帶阿拉米文化的猶太人，另一種是屬于希臘文化的猶太人。在一批阿拉米文化的猶太人信從耶穌後，很快地，不少希臘文化的猶太人也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不料，這兩種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在某些生活習慣上彼此鬧意見，于是十二位宗徒另外選出七位有名望、而且充滿聖神和智慧的人來管理希臘文化的猶太人的信仰生活，他們的職務就叫作'執事'，至於宗徒們，則專務祈禱和為真理服務。從'宗徒大事錄'第六章的記載，我們看到宗徒們遵照耶穌的吩咐所奠定的教會不只接納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也接納這個地區以外的人。
前面提到的宗徒們所選出的七位執事，他們有個領導人名叫斯德望，很有信德，也很有口才，能行大奇蹟，許多信奉舊教的人不喜歡他，常跟他辯論，但總敵不過他，他們于是找了一些人麻煩他，控告他，把他送到公議會對質。斯德望于是慷慨激昂地把猶太民族歷史的來龍去脈述說了一遍，譴責猶太人口是心非，不遵守天主的誡命，迫害預言默西亞要來的先知，更迫害先知曾經預言的默西亞，他強調天主所重視的是在心靈上敬拜天主，而非在人所建造的殿宇中作外表形式的禱告。
斯德望這番話並不是說給非猶太宗教信仰的外國人聽的，而是說給猶太人聽的，他當時並沒有宣講教會的普世性，但從他所作的見證，已經可以發現他給當時的猶太人一種新的信仰方向。在他心中，基督的福音乃是猶太教的淨化。我們知道斯德望在猶太人公議會中所發表的言論不但沒有說服控訴他的人群，反而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他是繼耶穌基督之後，第一位像基督一樣被誣告，並被亂石擊死的殉道者。
斯德望殉道的那一天，耶路撒冷立刻發生嚴厲迫害教會的事件，致使屬希臘文化的猶太基督信徒不能不離開耶路撒冷，到撒瑪黎雅、地中海沿岸、安提約基雅等地避難。他們在這些地方的猶太人中成了繼宗徒之後的第一批傳教士。
2. 天主教傳遍羅馬帝國
耶穌建立、並由祂的十二位宗徒在耶路撒冷奠定雛型的教會，剛誕生不久，便發生教難。第一位致命殉道者是宗徒們所選出的、負責管理耶路撒冷教友物質生活問題的七位執事的領導人斯德望。他死得很慘，被亂石擊死，在斷氣之前還請求上主寬恕他的兇手。斯德望的殉道叫那些方才皈依基督的猶太人驚慌失措，他們紛紛逃往撒瑪黎雅、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約基雅等地避難。
在行兇場所搖旗吶喊的人群中，有個非常兇悍、而且自以為是的青年，名叫掃祿。他認為砸死斯德望還不夠，還挨家挨戶搜捕教友，甚至要求耶路撒冷大司祭發給傳票拘捕令，讓他到各地逮捕教友，捉將監裡。怎料到他驅馬前往大馬士革迫害教友途中，被基督的一道光打落馬背。這一突發事件改變了掃祿的一生，誰也不會料到這個年青氣盛、囂張狂熱的猶太人竟從此變為宣講福音、拓展基督神國最有力的勇士。
掃祿在大馬士革皈依基督後，改名保祿，便開始在那裡講道，宣講耶穌基督。他的改變使僑居在當地的猶太人感到驚訝，他們便商議要殺害他。幸賴他的徒弟們漏夜設法營救，保祿才得以脫險。既然在大馬士革呆不下，保祿就前往耶路撒冷，設法與其他宗徒認識交往。在耶路撒冷，保祿同樣勇敢地講道，甚至和希臘化的猶太人辯論真道。這一行動又激起猶太人的反感，他們又想陷害他。于是在同道們的協助下，保祿便離開耶路撒冷，前往凱撒勒雅，然後又轉往塔爾索去。在塔爾索住了一段時日後，他應一位熱心傳教的塞浦路斯人巴爾納伯的邀請，兩人一同前往安提約基雅積極展開傳教工作。這是保祿第一次傳教之旅。這次傳教效果良好，皈依了許多人。那些皈依基督的人就被當地外教人稱為基督信徒。這是'基督信徒'這個名稱的起源。
安提約基雅是羅馬帝國時代僅次于羅馬和亞歷山大的第三大城，是羅馬帝國敘利亞省的省會，有來自各地的人在這裡生活。既然教會在這裡發展得很快，無形中，這座城便成了向全羅馬帝國傳揚福音的出發點和中心。
在那個時期，伯多祿在離耶路撒冷不遠、靠近海濱的約培城蒙天主啟示，看見異像，知道不僅要向猶太人、更要向天下各民族宣講福音。于是，他給一位住在凱撒勒雅、熱心事主、渴慕真道的羅馬軍官和親友付了洗。伯多祿這一決定和作法說明：要接受基督的福音沒有必要通過猶太教這條路。
伯多祿和保祿兩人的傳教經驗顯示他們很快便知道基督的福音必須傳給天下所有的人。問題在于當時耶路撒冷的教會團體、包括幾位宗徒在內，以為信仰基督的人還是必須遵守猶太教的法律規定，其中最明顯的無非是要求信仰基督的非猶太人接受割損禮，不能吃豬肉，不能吃帶血的動物的肉類，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尤其是在安提約基雅的基督信徒中，有很多並非猶太人，他們並不願意接受猶太教的法規。于是，來自猶太教的猶太基督信徒和來自外教基督信徒如何能在各吃自己的飯後，一同舉行紀念基督的聖餐呢？這件事曾引起伯多祿和保祿爭執，保祿甚至在伯多祿來到安提約基雅時，當面嚴厲責備伯多祿虛偽，因為伯多祿一方面接受外教人不必遵守猶太教法規便可以領洗進教，並同他們一起吃飯，一方面又為了避免已經接受割損禮的猶太基督信徒的批評，而暫時不與非猶太人的基督信徒來往 （迦.二）。
這些紛爭鬧到耶路撒冷，結果宗徒們開會討論，以雅各伯為首的是代表耶路撒冷的教會團體，以保祿和巴爾納伯為首的是代表外地的教會團體，這兩個意見不同的教會團體在伯多祿的協調下，終於達成協議，非猶太人的基督信徒不必接受猶太教傳統的法規，但是當他們和來自猶太教的基督信徒在一起時，他們應該尊重猶太人的習慣 （宗.十五，19，29）。
宗徒們在耶路撒冷召開的那次會議通稱之為耶路撒冷大公會議，也是教會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大公會議。從此以後，教會的信仰不再受到猶太教傳統習俗的約束，任何願意接受基督福音的人，不必接受文化移植，不必改變或拋棄自己的文化背景基礎。從那時侯起，誕生沒有幾年的教會就已經成為普世性的教會。雖然當時教會內部的歧見已經獲得解決，不過兩種不同意見的立場仍然存在。保祿為了消弭這種對立的氣氛，于是在羅馬帝國各地募捐籌款，用以接濟耶路撒冷生活困難的教友 （格前.十六；格後.八，九；羅.十五；迦.二；宗.二十四）。
約在公元五十年的時候，保祿展開第二次傳教旅行，足跡遍及近東一帶。當時他在特洛阿城見到一個異像，有個馬其頓人請求他去馬其頓幫助那裡的人（宗.十六，9）。于是保祿便和巴爾納伯動身前往。在這次旅途中，他們建立了在歐洲地區的斐理伯、得撒洛尼和格林多等地的教會團體。此行中，保祿還到了文化都城雅典，在當地的最高法院發表演講，指出希臘哲學和福音並行不悖，他甚至引用希臘詩人的話來作證，但是希臘人不想聽保祿那一套，便給他說下次再談吧﹗（宗.十七）。這次雅典的經驗使保祿有所領悟，于是他在格林多城講道時，根本不再顧慮要討好聽眾的心理，他開門見山便直接講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 （格前.二，2）。
從"宗徒大事錄"第十九到二十章的記載，我們知道保祿又有第三次傳教之旅。這次旅行所拜訪的也是近東和歐洲地區的教會團體，途中遇到的困難也不少，比方說有些猶太人不接受他所傳揚的耶穌基督，另有些外教人則反對他干涉他們從事和宗教有關的生意 （宗.十九）。但值得他安慰的是格林多等地的教友團體中出現許多神恩，其中以能說各種不同的語言的神恩最為奇特 [格前.十三，十四]。雖然如此，還是有些事情讓他不高興，例如格林多教友彼此分派別[格前.三，3-9]；富裕的人不與窮人分享 （格前.十一）；還有一些人濫用基督信仰的自由 （格前.五）。
保祿還有第四次傳教旅行，不過這一次不出於他自願，因為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押往羅馬受審。原來保祿在第三次出外傳教後，帶著一些所捐到的款項回耶路撒冷，準備交給雅各伯宗徒。當時他為表示自己仍然熱愛猶太傳統，于是接受挑戰，帶著四個人前往聖殿行猶太教的各種禮節。他在聖殿裡的時候，有些外地回來的猶太人見到他，便煽動群眾對他下手。一時聖殿內外大亂，招來羅馬軍隊的干涉。保祿于是被捕，到處受審，又在凱撒勒雅坐了兩年的監。結果，他以自己是羅馬公民的身份，向羅馬總督斐斯托要求上訴羅馬皇帝。斐斯托總督不得已，便把保祿押上船，送往羅馬京城。途中，保祿遇到無數的風險，好不容易才抵達羅馬。在這裡，他度的是受管制的生活，這種生活使他有機會直接向羅馬人宣講福音。"宗徒大事錄"最後一章最後一節記述保祿那段時間在羅馬的生活說：「保祿在自己租賃的房子裡住了整整兩年；凡來見他的，他都接待。他宣講天主的國，教授主耶穌基督的事，都非常自由，沒有人禁止」。
基督的福音在保祿宗徒殫精竭慮的傳揚之下，終於很奇妙地從羅馬帝國邊陲的巴勒斯坦傳到帝國的中心羅馬。于是，天主教在整個羅馬帝國傳揚開來。時為公元六十三年。
3. 天主教第一世紀生活的概結
第一世紀下半葉在羅馬帝國發生兩件大事，導致基督所創立的剛誕生不到三十年的天主教會斷臍，走上一個嶄新的生命。
第一件，公元六十四年，羅馬帝國皇帝內羅內（Nerone）發起迫害基督信徒的大教難，在眾多殉道者中，包括昔日耶穌親自召選的十二位宗徒中、被立為教會的磐石的漁夫伯多祿，以及耶穌選為外邦人的宗徒的保祿。
第二件，羅馬帝國東部邊陲地區巴勒斯坦省的猶太人早就有反抗羅馬帝國的活動，他們或以言論、或以暴力與羅馬作對，設法重建自己的獨立國家，好能按照祖先的法律及傳統來敬拜天主。公元七十年，羅馬帝國派大軍一舉消滅了猶太人的反抗，把猶太人的聖城耶路撒冷夷為平地，將他們的精神堡壘耶路撒冷聖殿徹底摧毀。早在猶太人發起暴動反抗羅馬統治之初，耶路撒冷的基督信徒團體便已逃往約旦河東岸避難，聖殿既已摧毀，猶太人便在耶路撒冷西邊靠地中海沿岸的雅姆尼雅（Jamnia）重新組織他們的宗教，並對基督信徒更加懷恨。
基于伯多祿和保祿兩位教會的棟樑已在帝國京城羅馬殉道，而猶太人的都城耶路撒冷和聖殿又被毀滅，因此，信奉耶穌基督的猶太人便與自己的傳統宗教猶太教完全脫離關係，一心一意跟隨基督宣講的福音。這樣的根本改變意味著猶太教已經完成了它所負的舊約時代的歷史使命，天主在昔日與猶太選民所定的盟約如今已經實踐並結束，救恩的歷史從此走入新的里程，是為新約時代。
在第一世紀下半葉最後幾十年間，逐漸產生了有關基督的訓誨的著作，而基督信徒也慢慢地收集保祿宗徒所寫的書信。這些文字資料便是初期基督信徒信仰的重要依據，但還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這些文字資料才定稿，成為日後基督信徒共同奉行的新約聖經。
第一世紀末年，天主教會已經把傳播福音的地區鎖定在歐洲西方世界，而且借用羅馬帝國的行政結構體系來建立教會傳教的管理運作方式。
從新約聖經的記載，我們後世的人可以知道在第一世紀期間，教會以耶路撒冷為出發點，在中東、近東、希臘和意大利半島的發展情形。那時的教會包括以活潑的安提約基雅教會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小亞細亞地區的各教會團體，保祿宗徒在希臘幾個城市奠定的教會團體，若望宗徒在默示錄中所談到的他所教導的小亞細亞七個教會團體，以及至今仍然不知由誰開創的羅馬教會團體。
關於羅馬教會的起源，聖經上沒有任何記載，根據聖經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推測，羅馬教會很可能是由曾經僑居在耶路撒冷的羅馬人，在聆聽伯多祿宗徒的宣講而皈依基督後，把福音傳到羅馬的。至於伯多祿來到羅馬的事，史料並沒有很明確的記載，不過傳統上是這麼說的。但是有關這方面的消息，都要等到後來的旁敲側擊才漸漸明確。現在，一般都認為伯多祿約在公元四十四年，也就是克勞迪奧當羅馬皇帝之後，或至少在公元五十四年內羅內皇帝登極後，來到羅馬，並在這裡奠定宗座的。
保祿宗徒于公元五十八年從希臘半島的格林多城寫了一封長信給羅馬教會的信友，從這封信的內容可以領會到，在保祿心中，羅馬教會已經是個有資歷、而且重要的信仰團體。如果說伯多祿宗徒僅是在公元五十四年，頂多是在公元四十四年以後才來到羅馬，則羅馬教會不可能是伯多祿所建立的。
羅馬教會是不是伯多祿宗徒所建立的，這與他是否為羅馬的主教有沒有關係呢？根據教會的傳統，伯多祿和保祿兩人是在羅馬殉道的，而且他們兩人被認為是羅馬教會的兩大石柱，羅馬自古便保存著他們的墳墓。可是歷史評論家們以為有關這兩位宗徒在羅馬殉道的證據只能追溯到第一世紀末年而已，所以可靠程度不很高，他們願意作進一步的考據。
這項考據工作很重要，因為天主教會一向主張羅馬教宗在普世教會中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基于羅馬的主教乃是伯多祿宗徒的繼承人。這項主張在十六世紀歐洲發生宗教改革運動時，曾遇到誓反教的反對，因為誓反教以為聖經上找不到任何章節記載伯多祿曾來到羅馬，如果有任何方面的記載，只能從後來的'偽經'中看到有關伯多祿宗徒在羅馬被釘死在十字架的文字而已。
今天的歷史學家們都已經同意：伯多祿宗徒來到羅馬並在這裡殉道的事是可靠的，因為不論是從新約聖經、從極古老的基督信徒的文字記載、從禮儀經文的仔細分析，或從考古出土的文物，都足以證明伯多祿和保祿兩人確實來到羅馬，並在此地為基督而致命。那些考古出土的文物以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地下和羅馬城外聖保祿大殿地下挖掘出來的最為可靠真實。公元九十五年，羅馬主教、第四任教宗克萊孟（Clemente）在寫給希臘格林多城教會的信中，曾提到伯多祿和保祿在羅馬殉道的事。第三第四世紀間巴勒斯坦的凱撒勒雅的主教歐瑟伯（Eusebio di Cesarea，265-339 AD），在他所寫的十大冊教會史中，也提到在羅馬何處可以找到伯多祿和保祿兩人的墳墓和遺骸，因為那兩個墳墓都寫了這兩位宗徒的名字。
總之，根據史料，伯多祿宗徒約在公元六十四年在羅馬致命，保祿宗徒則在公元六十三年或六十七年在羅馬殉道。
按照歐瑟伯主教所寫的教會史，他猜想昔日宗徒們在耶穌死後，便彼此商定各自出外傳教的方向和地區，例如多默宗徒前往今日的伊朗一帶，瑪竇前往埃塞俄比亞，巴爾多祿茂則到印度，安德肋到黑海以北俄羅斯南部地區，若望到小亞細亞附近，伯多祿赴今日土耳其中部和北部地區，最後又來到羅馬，並在這裡致命，保祿則從耶路撒冷出發，經過近東，到巴爾幹半島傳教。
至此，從耶穌基督死後到第一世紀末年的六十幾年間，十二位宗徒傳播福音的足跡大約已經遍及南歐、東南歐、中東近東、黑海以北和南亞這片廣大的區域，他們為基督作證的魄力和效果真令後人瞠目結舌。
4. 羅馬帝國為福音鋪路
第一世紀下半葉，羅馬帝國出了一位年青又好大喜功的皇帝內羅內（Lucio Domizio Nerone,37-68）。他于公元五十四年十七歲時便登上了帝國的寶座。這位皇帝嗜好藝術，能歌善舞，又喜愛詩文，尤其愛出風頭，渴望民眾的喝采，醉心于群眾的鼓掌。他為了建造一座新的更華麗的羅馬都城，以展示自己的功德才華，于公元六十四年遣人縱火，焚燒羅馬舊城。他這項詭計被民眾視破，老百姓控告他的罪行，他于是嫁禍給城裡的基督信徒。
那個時代，基督的福音早已傳到羅馬，而且已經有了不少信徒，但是帝國所信奉的是萬神教，皇帝就是神明之一，因此基督宗教並不被看好。雖然如此，教會倒還能默默平安的過日子。可是一經內羅內皇帝煽動嫁禍，基督信徒便開始遭殃了。一場迫害教友的大規模教難于是展開，而且延續了兩百五十年，直到公元三百一十三年西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與東羅馬帝國皇帝利其尼奧（Licinio, 250-325）在意大利北部米蘭城相會，聯合發表著名的'米蘭詔書'（l`editto di Milano）後，教難才在全帝國平息。
公元一百六十一年，馬爾科‧奧雷利奧（Marco Aurelio,121-180）繼任義父安東尼諾‧皮奧（Antonino Pio,86-161）為帝國皇帝，這位新皇帝有哲學家美名，愛好智慧。當時帝國小亞細亞地區薩爾迪（Sardi）的主教梅利通（Melitone）寫了一封信，向馬爾可‧奧雷利奧皇帝進言說：基督信仰的教義是一種生活的智慧，是一種生命哲學，這個信仰教義的出現與帝國的誕生是天作之合。試想，耶穌乃在凱撒‧奧古斯都（Caio Giulio Cesare Ottaviano Augusto,63BC-14AD）稱帝時誕生，並在蒂貝利奧（Claudio Nerone Tiberio,42BC-37AD）在位時開始宣講福音，這不是教會和帝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徵兆和預象嗎？
梅利通主教一千八百多年前向羅馬皇帝的進言，在十七世紀法國科學哲學家帕斯卡爾（Pascal Blaise）和十九、二十世紀著名詩人作家佩吉（Charles Peguy）的思想中得到回應。這兩位學者證明歷代曾有許多人認為羅馬帝國是天主所安排的、為傳播福音所預設的架構。今天的人在讀歷史的時候，對兩千年前的那段歷史因緣已不再有敏銳的覺察反應。
其實，基督信仰所宣講的福音並非遺世獨立的教義，它原是從舊約聖經中的閃米特人文化汲取天主啟示的信仰精華，然後在羅馬帝國中生根植基，並把這個帝國當作傳播福音的第一塊大田園。當保祿宗徒在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的特洛阿城（Troad）晚間遇到一個異像，有個馬其頓人請他到馬其頓幫助那裡的人時，羅馬帝國便成了保祿宗徒大顯身手的戰場。不多時以後，耶穌的其他宗徒們也到了波斯帝國和印度傳教，只不過波斯帝國設了許多政治和軍事障礙，致使傳播福音的工作無法順利推展而已。
東方的傳教工作雖然遇到很多阻礙，但在西方卻得到先天的方便，因為羅馬帝國統治了地中海沿岸，在這片廣大的地區中人和貨物都能暢行無阻，所以傳播福音的腳步也能弗遠不至。那時傳教的人不但可以利用帝國所提供的地理交通方便和必要的物質，更可以採用帝國的語言和思想表達方式。那些方式流傳之廣、影響之深，直到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十五世紀西方航海探險家發現新大陸，並遠征非洲和南亞及遠東後，隨之前往這些地區傳教的人才發覺沿用羅馬帝國時代的傳教方式並不能放諸四海皆準。不過這已是一千四百年以後的事了。
方才提到羅馬帝國是天主為傳播福音所預設的架構，現在我們可以簡要地談一下這個架構是怎麼形成的：
話說羅馬城是公元前七百五十三年所建的意大利半島上的一個城市，公元前一世紀這座城市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各地；龐貝（Pompeo）將軍于公元前五十三年佔領了地中海東岸的耶路撒冷城，朱利奧‧凱撒（Giulio Cesare）大將于公元前五十年征服了今日稱為法國的高盧，公元前三十年奧塔維亞諾（Ottaviano）將軍則併吞埃及。當時的羅馬只不過是個城市規模的小共和國而已，它的體制結構實在無法統治這麼大的一塊領土。公元前二十七年，奧塔維亞諾將軍稱帝，建立帝國。這時候，帝國內部都已經平定，沒有內憂外患，號稱為'羅馬太平盛世'時代。一般在提及耶穌誕生的時候，都喜歡說祂生在天下太平的時代，理由就在于此。
當時地中海區域只有一個政府，一個行政系統，帝國之下分為好幾個行省，行省的首長稱為總督，由羅馬皇帝或元老院指派任命。在帝國邊疆地區或仍有某些地方的王侯存在，但他們的權力非常有限，如果有造反獨立的傾向，很快便會被帝國派來的官員替代。駐守各省各地的帝國軍隊看守執行羅馬發佈下來的命令，維持帝國全境的秩序。羅馬的法律也在帝國各地推行，以保證法理制度的一致，至少理想上是如此。
羅馬帝國在全國所實行、所推動、所建立的一切，似乎都很條理井然，樣樣遵循法律規章，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竟是皇帝的繼承沒有一定的規則，曾有幾位皇帝甚至有先天的缺陷，精神不太正常，公元三十七年登極的卡利戈拉（Caligola,12-41）皇帝和五十四年即位的內羅內（Nerone,37-68）皇帝便是其中最著名的兩位。一般而論，第一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年的韋斯帕夏諾（Vespasiano,9-79）和他的兒子蒂托（Tito,38-81）兩位皇帝是最賢明的君主。整個帝國在第二世紀期間，也就是從特拉亞諾（Ulpino Traiano,53-117）皇帝到馬爾科‧奧雷利奧（Marco Aurelio,121-180）皇帝這段時期，國勢達到巔峰狀態。
羅馬帝國雖然國富力強，但我們也不能就因此以為這是一個極度中央極權的國家，因為地中海這個區域自古以來都以城市為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基本單位。當然，羅馬帝國以前盛行在希臘、小亞細亞和西西里島的城邦政治體制已不復存在，那些城邦在亞歷山大帝國成立後便已失去了獨立的狀態，羅馬帝國誕生後，獨立的城邦更是絕無僅有。雖然如此，在內部事務上，各城市仍然保有相當的自主權。那時的城市不僅指人口密集的城內部分，也包含周圍的鄉村。當時的教會也都以城市為活動範圍，可以說是一種城市的宗教。保祿宗徒在寫信給各地的教會時，常提到"致書給格林多的天主教會"（格前.一，2），或說"保祿、息耳瓦諾及弟茂德致書得撒洛尼人的教會"（得前.一，1），便是顯明的例子。
羅馬之成為帝國，因為它統治著許多民族、文化、語言和風俗習慣。不過帝國之內只有兩種語言既盛行又重要，那就是希臘文和拉丁文：
希臘文原來只是希臘半島幾個城邦說的語言，公元前第四世紀中葉亞歷山大統一半島後，希臘語便成了地中海東部的共同語言。這個語言的正確名稱叫作'科依內'（Koine）,也就是'共同'（comune）的意思。那時，希臘文不僅是文化、哲學上的語文，也是國際商業通用的語言，在羅馬和西方世界各大城市都受到公認，也因此，希臘文成了教會使用的第一種語文。早期教會使用的聖經便是所謂的希臘文'七十賢士譯本'。此外，初期許多有關教會信仰的著作也都用希臘文寫的。
至於拉丁文，它先是羅馬的語言，後來成了西方世界的語文。最初，拉丁文並沒有像希臘文那麼盛行，它僅是帝國官方行政上和法律上使用的語文，是所謂的官方語言。在教會中，最早使用拉丁文的是北非的教會，後來羅馬本地的教會也加以採用，最後，到了第三世紀才在整個西方世界使用。
由于基督信徒使用這兩種語言，于是教會的思考方式也進入這兩種語文的邏輯方法中。最早發展在希臘世界中的哲學因此被用來思考和確立早期的神學觀念。而拉丁文既然是羅馬法律的文字，所以也成了日後西方法典因循的依據。
簡要敘述了這一切，我們可以有個概念，那就是公元前二、三十年羅馬帝國成立之後，地中海沿岸一帶的法令規章制度慢慢趨于一致，海路陸路交通暢達，雖不敢說人盡其才，但貨確實是暢其流。隨著商賈在路（陸）地海上的熙熙攘攘，傳播福音的人也得以自由自在地往來于各地之間，有些商旅甚至也兼福傳的工作，他們一到口岸帝國大道的重要驛站，便傳達教會的訊息和訓導，或宣講福音，讓基督的喜訊很快地傳遍整個帝國。
十七世紀的帕斯卡爾在他著名的'沉思錄'（I pensieri,701）中說：「用信德的眼光看，實在美妙極了：波斯王大流士和居魯士、馬其頓帝國皇帝亞歷山大、羅馬人、龐貝、黑落德，他們都不知不覺地為福音的光榮開了路」。十九、二十世紀的佩吉在他的'厄娃'（Eve）一書中也說：「從凱撒勒雅到門菲（Menfi）河邊，凱撒為基督鋪了路，眾人都向祂屈膝跪拜‧‧‧祂繼承了斯多葛派的思想，繼承了羅馬的遺產，繼承了英雄桂冠，繼承了人類的勞苦。祂承襲了一個已經造好的世界，但要重新改造它，使它變得更年青」
5. 基督福音滿足了羅馬帝國的精神需要
羅馬帝國草創時代，帝國境內已經有多種宗教存在。耶穌基督所創立的天主教會固然是承襲舊約猶太教的教義傳統，並予以徹底更新，畢竟在帝國境內仍是一個新興的宗教。這個新興的宗教的傳揚可能遇到其他已有的宗教的阻力，但也可能在這些宗教中找到已經為它耕好的良田沃野。
大致說來，羅馬帝國境內的古老宗教可以歸納為三類：
第一類，傳統的宗教：傳統的宗教又可以分為鄉村的宗教和城市的宗教。鄉村的宗教一向都很活躍，但沒有明確固定的教義，一般都和大自然的生態循環有關。這些宗教的儀式不外在對大自然的神秘力量表示崇敬，因為這些力量保障了四季的循環，孕育了大地的生產，使牲畜繁殖，使家庭添丁生子。鄉村宗教所敬拜的對象大都是保護土地、農作、牲畜和家庭的神明。到了第五世紀，羅馬帝國境內的鄉村大都已經接受了基督信仰，那些先前的鄉村宗教所遺留下來的某些習俗觀念也移植到基督信仰教會團體中，成了地方教會民俗的一部分。
至於城市的宗教，這在古希臘和意大利半島的拉丁城市已經很盛行，當時每個城市都有自己敬拜的神祇。羅馬建立帝國，統治地中海四周之後，這些希臘和拉丁的神明更是到處林立，而且建立等同的關係，希臘的宙斯神（Zeus）等於羅馬的朱庇特神（Giove），赫爾墨斯神（Hermes）等於墨丘利神（Mercurio），波塞冬神（Poseidone）等於內圖諾神（Nettuno），如此等等的。不過，由于羅馬帝國統治各地後，所有的城邦都失去了獨立，因此這些城市的宗教便慢慢地衰微下去，變成了外表的形式，再也無法滿足人心靈的真正宗教需要。雖然如此，一般人還是遵循古老的宗教傳統，因為這些到底還是祖先遺留下來的習俗。奧古斯都稱帝之後，曾設法恢復這些宗教的生氣，因為他認為宗教與社會有密切關係，具有社會作用，執政人士即使對宗教教義存疑，但是參與本城的宗教敬禮儀式乃是文明的表現。
第二類，對統治君王崇拜的宗教：這種宗教崇拜源於東方，卻為馬其頓帝國亞歷山大皇帝的繼承人，也就是希臘各君王所發揚。當羅馬帝國也東施效顰，設法在帝國境內推廣這種崇拜時，人們都覺得很稀奇，這在西羅馬帝國尤其如此。
這種崇拜君王的宗教其實就是為政治服務的宗教，它和本世紀仍在全球某些極權獨裁國家中盛行的領袖崇拜現象相去不遠，所不同的是古代的君王沒有現代專制獨裁者那些屈服國民百姓的法寶而已。當然，昔日的君王並非每個都好大喜功，狂妄自大，其實大部分都還相當有分寸，對人民的崇拜並不樂此不疲。一般而論，東羅馬帝國各行省喜歡把仍在世的君王當作神明來事奉，在西羅馬帝國則要等到君王死後才把他當作神明來供奉。在羅馬，參與崇拜帝王的活動被視為在政治上效忠的表現，這種參與到了第三世紀變成了必要的行動，首先是帝國的行政長官和軍人有義務參與祭拜已經去世並被神化的皇帝，後來連老百姓也不能例外。當基督信徒也被迫參與祭典時，他們以為可以對皇帝表示尊敬，但拒絕把他當作神、當作上主來敬拜，因為只有天主和基督才有資格被遵奉為神和上主。
第三類，時代思潮的宗教：這種宗教情愫是由時代多種不同的心靈需要所匯聚而成的。當基督信仰在羅馬帝國草創之初誕生的那個時期，帝國境內有許多居民都離鄉背井，到別處去生活，這些人大都是奴隸、軍人和行政人員。這種移民潮形成了各色各樣的人雜居的現象，很多人都不再、也無法參與敬拜自己本城本鄉的神明的活動。于是，他們對自己原先的傳統宗教信仰漸漸地冷淡下去。處在這樣的時代社會心靈狀態中，有些宗教思潮便陷入懷疑論之中，但有更多的思潮開始尋找新的神明以求安慰大眾。
那些尋找新神明的思潮中比較具有哲學傾向和內容者，都開始慢慢走向一神論的道路上，他們希望找到一個唯一的、超然的天主，也希望信奉一個比較嚴肅的宗教，在這個宗教中，他們既有應盡的義務，也能在不幸時得到支持。斯多葛派哲學（Stoicismo）就是屬于這類的宗教思潮，這種思潮要求人服從大宇宙的秩序，接受宇宙運行的安排。這是哲學走向一神論的一種思潮。
斯多葛派哲學並沒有嚴厲批評古老的宗教和多神論，而是給以新的解釋，它以為過去的多神宗教現象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談論、在敬拜同一個神而已。值得重視的是斯多葛派哲學思潮的人很強調淨化個人的內在倫理道德生活，他們甚至推崇苦修生活，人們稱這個帶有濃厚宗教氣氛的哲學思潮為'禁慾主義'。
斯多葛派哲學宗教觀在羅馬帝國很受歡迎，它打入社會各階層中，得到民眾熱烈的反應。那些從小亞細亞和埃及等地來到羅馬的奴隸、軍人和政府官員中，有很多是斯多葛派思想的信徒，他們把小亞細亞和埃及的宗教思想和生活方式介紹到羅馬都城和整個西方世界，滿足了許多人的內心需要，填補了他們的精神空虛，解決了他們的存在危機。這些來自東方的宗教不像帝國原先那些宗教只重外表形式，它們有的是遊行、歌唱和扣人心弦的音樂，確實能撫平人心的焦慮。它們教導信徒如何開始以神秘的方式途徑與神會晤，而信徒經過多次的心靈淨化之後，自己也覺得獲得了拯救，並歸屬于一個優越的團體。過去那些傳統的鄉村宗教所舉行的崇拜儀式，是在慶祝大自然四季循環中萬物的死去與復生，這些新宗教則在慶祝信徒本身原有的生命的死去和復活，以進入新的生命中。
這些東方宗教傳到羅馬和西方世界，大有氾濫成災之勢，難怪當時羅馬有個詩人寫了一首戲謔的詩說：「奧龍特（Oronte）河的排水溝已經伸延到泰伯河（Tevere）裡了」。奧龍特河是小亞細亞的一條河流，泰伯河則是貫穿羅馬都城的河流。
羅馬帝國誕生之初，東方多種宗教已經匯聚到羅馬，而且漸漸有熔為一爐、形成一個普遍唯一的宗教的趨向。就在那個時候，基督信仰也出現了。這個新的宗教同樣來自東方，也具有滿足人們提昇倫理道德生活、渴望得救的需要的能力。然而，基督宗教卻和其他任何宗教不一樣，它不願為了迎合別的宗教的而犧牲自己的教義，更不願和其他宗教混為一談，它獨樹一幟，在初世紀的時代與其他宗教並存。
6. 羅馬帝國與基督的福音
歷史常說羅馬軍隊征服了希臘，但希臘文化卻征服了羅馬。無論如何，這兩相征服卻生產了一個不可一世的希臘羅馬文明。在公元最初三個世紀中，希臘文化和羅馬拉丁文明水乳交融，截長補短，互通有無，逐漸形成一個堅固的歐洲文化原始根基。曾有歷史家把希臘與羅馬的結合稱之為愉快美好的合作。
不過，話說回來，這種愉快美好的合作只屬于少數特權階級人士的事，這些特權階級的人有的是紳士貴族，他們有很多雅好，例如喜歡哲學、文學、藝術和友誼，愛好清談，第一世紀羅馬拉丁文化哲學家兼作家塞內卡（Lucio Anneo Seneca,4BC.-65AD.），文學作家普利尼奧（Secondo Gaio Plinio,23-79）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人物。除了紳士貴族外，也有一些肥頭肥腦、庸俗的富豪財閥，他們是經商致富的人，整天酒醉飯飽，聲色犬馬。第一世紀拉丁作家彼得羅尼奧（Gaio Petronio,-66）在他所寫的'諷刺詩'（Satyricon）裡面，就有很多這樣的人物。
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勞動工作並不是光榮體面的事，那是僕人奴隸的命運，一個生活過得去的人一般都不會親自動手，何況紳士貴族。這種好逸惡勞的思想今天仍然存在， 所不同的是工作已不再被視為低賤的差事了。昔日的社會經濟都建立在奴隸制度上，一個人奴隸越多，越顯示他的富裕，因為奴隸是生產力的指標，而奴隸所能提供的只有體力勞動而已。也因為這樣，古希臘儘管有許多重要的科技發明和發現，但一經羅馬帝國統治，那些科技便被視為蹩足而丟在一邊。
在當時，有些城鎮的居民中，三分之二是奴隸。身為奴隸者沒有任何權利，他們既不能結婚，也不能擁有財產，在內羅內（Nerone）皇帝治下，主人甚至對自己的奴隸擁有生殺之權。那時很受歡迎的斯多葛派哲學（Stoicismo）曾邀請社會人士善待奴隸，因為奴隸畢竟也是人。哲學思想雖然如此，但是實行起來並不那麼方便了，曾有某些奴隸獲得釋放，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但這僅是特殊、寥寥無幾的例子而已。至於一般非奴隸的自由人，他們之間的差別也很大。在帝國的各行省，自由人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擁有羅馬公民權的，另一種則沒有。那些擁有羅馬公民權的人，一般而論，有權利向羅馬皇帝申訴，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例子便是新約聖經'宗徒大事錄'第二十五、二十六兩章所記載的、聖保祿宗徒向羅馬皇帝上訴的案件。至於非羅馬公民，他們在法律面前的權利就很難有所保證了。
不過，話說回來，並不是所有的羅馬公民都生活得很豪華，他們的生活素質也有很大的差別，這完全要看他們的運氣和社會地位。一般來說，羅馬公民也分為兩類，一類是有名望身份地位的顯貴，另一類則是貧苦得幾乎被視為低賤的人。就因為有這種貧富和貴賤的差別，所以即使同是羅馬公民，他們在法律面前所享的待遇也不盡相同。比方在羅馬城，就有許多市民非常貧困，他們靠政府救濟的麥子麵粉生活，政府也讓他們免費進入競技場和劇場觀賞娛樂一番。
羅馬帝國不但有奴隸和自由人之分，有羅馬公民和非羅馬公民之分，有富貴和貧賤之分，更有男女之分。希臘羅馬文明重男輕女，是個典型的男性社會，女性一般沒有甚麼社會地位。當然，羅馬帝國時代曾有所謂的女性解放的說法，當時一位專寫諷刺詩文的詩人說：那些婦女為了離婚而結婚，又為了結婚而離婚。不過，這種女性的婚姻自由也只有那些少數富裕的婦女才有，她們在經濟上獨立，不仰賴任何人，所以把愛情與婚姻當作一杯水看待。如果是貧苦的婦女，她們要是被迫離開丈夫，就只有淪為娼妓。羅馬帝國當時淫逸的風氣反而對女性不利，男人縱慾作樂，卻輕視他們淫樂的對象。
羅馬帝國內的女性固然沒有甚麼地位和尊嚴，但是兒童的處境更不幸。作父親的人可以不要自己剛出生的嬰兒。遇到這種情況，小孩子或是被殺，不然便是被遺棄。那些遭遺棄的嬰孩被撿回來之後，常常是養來作奴隸販賣的。至於兒童的教育，通常是很凶狠的，一般都選擇一個適當的奴隸來充當小孩子的老師教員。
處在這樣的帝國社會中，除了少數富裕和特權階級的人之外，一般人的生活並不是那麼愜意的，身為奴隸、窮人、婦女和兒童的，日子更是過得很辛苦。就在這種時代環境中，基督的福音出現了。福音的內容並不在慫恿、唆使社會大眾發動革命，只是邀請和勉勵基督信徒懷著愛心，慷慨地接納每個人，因為大家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也都是基督所救贖的。這樣的訊息很能滿足當時平民大眾的內心需要，更能引起社會上那群沒有地位、不受重視、生活艱困的人的共鳴。
借著羅馬帝國交通的發達和行政組織的效率，基督福音很快地傳遍帝國全境，但也由于如此，教會的不幸延續了三、四個世紀。原因在於基督信仰和當時在帝國境內流行的各種宗教及風俗不同，甚至背道而馳：基督福音所教導的是不要輕視生命，不要放縱情慾，不要汲汲營求財富地位，不要豪華奢侈，而這些正是那個時代的風尚。尤有甚者，基督福音不接受模棱兩可的信仰態度，不接受同時信奉兩個宗教，不准許和別的宗教信仰的禮節儀式混郩，更不許把國家或政治領袖神化。這種種要求和條件常常使一些人望之生畏，甚至令某些權貴起反感，如果皇帝的威嚴因此受到動搖，則災難臨頭的日子也就不遠了。說也奇怪，教會在羅馬帝國時代雖然飽受了教難的摧殘，卻有無數的信徒視死如歸，從容就義。帝國的迫害壓力不但沒有發生嚇阻百姓的作用，反而使更多的人對那些殉道者的大無畏精神感到景仰和敬佩，他們紛紛地走向基督的福音，走向教會的懷抱。
7. 不被初世紀羅馬帝國所了解的基督信徒
自從第一世紀末葉基督的福音開始在羅馬帝國境內傳開以後，教會信友的人數逐漸增加，他們的生活態度和方式與別人不同，與基督的絕大部分同胞猶太人的傳統信仰和生活方式更是大異其趣。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猶太人享有與帝國其他行省的居民不同的權益，所以他們到處設法讓別人看出他們與基督信徒有別，甚至不承認基督信徒是他們的一份子。然而，基督信徒的人數漸漸增多以後，便形成社會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股力量在統治者眼中就成了一個問題。
基督福音所教導的為人處世之道，所宣講的人生觀，所崇拜的對象，不但與基督信仰所出自的猶太教不同，與羅馬帝國的思想風尚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甚至背道而馳。因此，在基督所創立的教會剛剛發跡的時期，基督信徒在宗教信仰活動上總是比較謹慎小心，不願張揚，甚至閉門舉行，以免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可是正因為這樣，他們的信仰生活方式反而引起了別人的懷疑和猜忌。換句話說，基督教義來自東方，而當時的基督信徒又不少是外來的移民，他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容易叫別人了解，許多人認為基督信仰是一個教派，既然是個教派，就不是甚麼光明正大的東西。這就是羅馬帝國世界為甚麼對基督信徒不太信任的理由。當時雖然有些護教作家，也就是為保護基督信仰而寫作的人士發表著作，為信仰辯護，畢竟沒能阻止帝國掀起的迫害教會的風浪。
迫害教會必須要有控告作根據，而那些控告大都是一些卑鄙的造謠和誹謗，另有一些則是知識份子反駁基督教義的言論。那些言論即使是今天這個時代，仍然可以聽見。
關於對基督信仰的造謠與誹謗，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指控基督信徒是無神論者：基督信徒之所以被指控為無神論者，因為他們不參與敬拜羅馬皇帝的傳統禮俗，也不附和那些來自東方的各種宗教流派，所以被認為是沒有宗教信仰者。須知在那個時代，沒有宗教信仰乃是背離正道的表示。既然社會上有這麼多背離正道的人，則社會還能平安過日子嗎？斷不可能！羅馬帝國所崇拜的眾神既然被基督信徒所奚落，還能袖手旁觀嗎？決不可能，他們必定以種種天災人禍來懲罰帝國，當時所發生的洪水、地震、瘟疫和蠻族的入侵，就是眾神發怒的跡象。很多人認為基督信徒必定崇拜一個不可告人的對象，深怕別人洞悉他們的崇拜儀式，他們所敬拜的可能是一頭驢子，或是一個被判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惡棍。
第二類，指控基督信徒亂倫：基督信徒經常在夜間閉門聚餐，然後一起祈禱，並舉行紀念基督的晚餐儀式。那些不了解和好奇的人，尤其是不懷好意、蓄意中傷的人，便誹謗基督信徒利用夜間來聚會狂歡，甚至在兄弟姊妹親屬之間從事淫樂的卑鄙勾當。
第三類，指控基督信徒吃人肉：我們知道基督信徒遵照教會的創立人耶穌基督的吩咐，要借著舉行聖餐的儀式來紀念祂。耶穌基督所說的聖餐就是要吃祂的肉，並喝祂的血。可是耶穌所說的祂的肉和祂的血，是取自麥子磨成粉的麵粉所烤成的麵餅和葡萄所釀成的酒。在舉行紀念耶穌基督的晚餐時，基督信徒相信他們所吃和所喝的，的確是隱藏在麵餅和葡萄酒形下的基督的肉和血。那些覺得莫名其妙的人便指控基督信徒在夜間舉行聖餐儀式的時候，把他們殺死的嬰兒當作祭品，然後吃嬰兒的肉，喝嬰兒的血。
以上那些謠言和誹謗在羅馬帝國境內流傳得很廣，但並不是大家都相信。雖然如此，有很長的一段時期，社會一般人都輕視基督信徒。第一世紀初年，羅馬帝國派駐近東比蒂尼亞省（Bitinia）的總督兼作家普利尼奧（Plinio il Giovane,61-114 aC.）向羅馬皇帝特拉亞諾（Traiano）奏書說：「基督信仰缺乏理性，是沒有分寸的迷信」。第一第二世紀間拉丁文學家兼歷史家斯韋托尼奧（Gaio Svetonio Tranquillo,70-140）則稱「基督信仰是新的和有害的迷信」。同一個時期，羅馬拉丁歷史家兼總督塔奇托（Cornelio Tacito,54-120）在公元一百一十五年所出版的編年史（Annali,XV,44）中說：「基督信仰是可惡的迷信」。馬可‧奧雷利奧（Marco Aurelio）皇帝雖然明智，卻也認為基督信徒頑固。第二世紀希臘文諷刺作家盧恰諾（Luciano di Samosata,120-192）形容基督信徒天真無知，讓別人剝削、利用。
總之，所有散佈流言、誣賴基督信徒的人，都不是真正了解認識基督信徒的人。正因為如此，有些知識份子開始慢慢研究調查基督信徒的思想與生活，他們閱讀聖經，從中找出很多他們用世俗的標準價值無法理解和接受的觀念，並予以嚴厲的批判反駁。這些知識份子中最有名的兩位都是生活在羅馬的希臘哲學家，一位是第二世紀柏拉圖哲學者切爾索（Celso），另一位是第三世紀新柏拉圖主義學者波爾菲里奧（Porfirio,234-305）。他們兩人從三方面攻擊基督信徒：
第一方面，他們認為基督信徒是即可憐無知、又自以為是的人。這兩位希臘哲學者發現基督信徒都來自低層社會，所從事的都是低賤的行業，例如鞋匠、紡織工人、以及種種粗重的工作。老弱婦孺和奴隸是教會爭取的對象，因為這樣的人比較單純無知，容易相信。他們又認為基督信徒破壞羅馬文明的價值秩序，因為羅馬文明所推崇的是既有知識學問、又富裕安適的生活，勞動是僕役的事，是沒有尊嚴的行為，而基督信徒卻宣揚為人服務犧牲，重視低賤的工作，甚至為此引以為榮。尤有甚者，基督信徒還相信婦女兒童能夠比丈夫和父親知道得更多，這對丈夫和父親的權威和尊嚴無非是一種威脅。
第二方面，那兩位希臘哲學家以為基督信徒不是好國民，因為他們不參加本城的祭祀活動，也不參加敬拜皇帝的禮節，對祖先的習俗也不接受，更拒絕擔任行政官吏和軍事職務，對政治事務和帝國存亡毫不關心。切爾索寫這些攻擊基督信徒的話的時候，正是羅馬皇帝馬可‧奧雷利奧率軍在多瑙河畔對抗日耳曼蠻族的時候，難怪他說：要是每位國民都像基督信徒那樣作的話，則帝國還能存在多久！
第三方面，這兩位哲學家以為基督教義相反理性，他們反對的理由直到今天仍有人支持。比方說，他們認為基督教義所堅信的'天主降生為人'的道理是荒謬、無稽之談，因為如果天主是絕對美善的，是永恆不變的，祂一定不會屈尊就卑，變成一個脆弱的嬰兒；再說，為什麼降生為人的事蹟要等到那麼遲才發生呢？至於耶穌這個人，他只不過是個可憐的人而已，他不像蘇格拉底，有能力接受智者的死亡；他所宣講的教義都是從埃及和希臘古代的宗教思想中抄襲而來的；他所說的肉身的復活，更是滑天下之大稽，騙騙人而已。
波爾菲里奧則認為舊約和新約聖經穿插著一些庸俗的神話，虛構神人同体同形的故事；新約聖經中那位和平慈善的天主與舊約聖經中那位威武善戰的天主彼此矛盾，四部福音所記載的耶穌的受難史也互相衝突；還有，基督信徒的禮節也是不道德的，他們所施行洗禮只會鼓勵人養成不良的習慣，因為只要一瓢水就可以一下子把人所犯的罪過全都赦免了，那還有誰怕作奸犯科呢？尤其不道德的是基督信徒舉行的彌撒聖餐，雖然這個禮節儀式只是象徵的意義而已，畢竟信徒心中覺得所吃的是人的肉，所喝的是人的血啊！此外，基督信徒彼此之間也分裂成不同的派別，互相排除對方。
以上所敘述的一切，都是羅馬帝國初世紀時代基督信徒所遇到的民間、學者和官方的不良反應，這些態度對基督福音的傳揚產生重大的阻力，也助長了迫害基督信徒的火焰氣勢。面對這種不利的局勢，某些基督信徒只好挺身而出，從事護教的行動。
8. 基督信徒對羅馬帝國誹謗者的答覆
第一世紀末年以後，基督的福音開始在羅馬帝國境內傳揚開來，基督信徒的人數也逐漸增加，形成社會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本來，人類社會始終存在著或多或少以及或大或小的不同力量；人多力量自然大，人雜力量自然分散；力量大，這對意見不同的那一方便構成對立的因素，這種因素的形成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是很正常的現象，但在封建專制的社會中，它對統治者便構成阻礙。既然是阻礙，就必須消除，這是很合乎統治邏輯的事。
羅馬帝國是封建專制的社會，當初基督信徒人數慢慢增加之後，便形成一股無形的力量。由于信徒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價值觀又與其他的人，尤其和權貴階級的人不同，自然而然不被看好。既然不被看好，就非及早予以消除不為快。于是種種謠言、誹謗和攻擊從四面八方不約而同地迎面襲來，令基督信徒招架不住。這些為難有來自民間，也有來自學者，更有來自統治階級者。基督信徒無奈之餘，只有挺身而出，為自己的信仰辯護。他們之中有一些知識文化界人士，為了糾正社會輿論對教會的誤解，也為保護教友團體，便開始寫作立論，向帝國境內各界闡述基督教義的本質和信仰生活的內容，希望化解社會的誤會。這些著作通稱為'護教言論'或'護教論著'（Le apologie），顧名思義，就是在為教會的基督信仰辯護。
當時護教人士深深發覺，如果要使不贊同基督信仰的國民、知識份子、政府官員、立法人士和皇帝理解教會的信仰生活，就必須使用他們所能理解的文化思想表達方式。那時的文化思想是希臘拉丁文化，因此護教人士便設法使基督教義希臘化，同時又使希臘文化基督信仰化。從此，基督信仰正式走出孤立，得與羅馬帝國社會各層面接觸對話，而初期的神學也因此逐漸形成。
昔日護教言論的作家可能很多，他們的著作也許很豐富，其中大部分流傳至今的，只有他們的大名和一小部分的思想摘要而已，這些還都得力于第三第四世紀巴勒斯坦的凱撒勒雅的主教歐塞比（Eusebio di Cesarea,265-339）所寫的十大冊'教會歷史'，這部歷史留下了許多初世紀珍貴的史料。不過最重要的護教著作倒是留了下來。
第二世紀中葉一位名叫儒斯定（Giustino,100-165）的希臘文教友作家在羅馬開辦一所教授基督信仰哲學的學校，他極力維護基督信仰，反駁教外人士和猶太人對基督信徒的迫害，結果自己也殉道了。另有一位不知其名的護教作家寫了一篇很動人的言論，把基督信徒比作世界的靈魂。這個比喻很適合希臘人類學的觀念，因為希臘文化認為每個人有靈魂，而基督信徒就像世界的靈魂一樣，他們使世界生活，也賦給世界生活的意義。這位不知名的護教作家大約在公元二百年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寫了一篇名叫'致迪奧涅托'（A Diogneto）的文章，為答覆基督信徒與其他人的不同點在哪裡的問題，他說：「基督信徒在居住的地方、語言和衣著方面與別人沒有不同；他們並不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面，也不講別人不說的話；他們的生活和別人的無異；他們住在希臘的城市，也住在野蠻的地區，隨遇而安；在衣著、服飾、飲食等日常生活上，都入鄉隨俗，但就如眾人有口皆碑的，他們在生活方式上具有令人敬佩的毅力；他們住在自己的家鄉，卻待己如外人；他們像任何市民一樣參與種種生活活動，卻像外來的人一樣忍受一切；他們視外地為家鄉，視家鄉為外地；他們既婚嫁，也生子女，但絕不丟棄嬰兒；他們一起吃飯，但不同床睡覺；他們雖然有肉體，卻不按照肉慾生活；他們住在地上，卻是天上的國民；他們服從確定的法律，卻以生活來超越法律；他們愛眾人，卻被眾人迫害；他們沒有被判罪，卻被判刑，遭處死，然而，也因此獲得了生命；他們貧窮，卻使別人致富；他們一無所有，卻一無所缺；他們遭輕視，卻在輕視中得到光榮；他們雖受詛咒，卻因此而為自己的公義作證；他們受侮辱，卻祝福侮辱的人；他們行善，卻被視為惡徒；雖然受懲罰，卻甘之若飴，有如獲得生命；猶太人打擊他們如外人，希臘人也迫害他們，卻說不出何以故。總之，基督信徒之于世界，就像靈魂之于肉體；靈魂充滿肉體的各肢體，基督信徒也分佈世界各城市；靈魂生活在肉體內，卻不屬于肉體；基督信徒也生活在世界內，卻不屬于世界；肉體克制飲食，則靈魂變得更清淨潔白；基督信徒雖然受迫害，人數卻日益增多；天主既然賜給他們如此尊高的地位，他們怎能輕易放棄！」
上面這位無名氏'致迪奧涅托'的文字確實把基督信徒的信仰精神刻畫得入骨。至於有名有姓、有稽可考的護教作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北非迦太基 （Cartagine）的戴爾都良（Quinto Sttimio Florenzio,160-220）。他原是個教外的律師，卻被基督信徒的勇敢所感動而皈依基督，于是開始發揮他的雄辯才能，致力于維護教會，約在公元一九七年所寫的'護教論'（L`Apologetico）這本書是古今最著名、也最有力的護教經典。戴爾都良被認為是西方教會拉丁文學作家中僅次于聖奧斯丁者。他在'護教論'中說：「我們也為皇帝、為他們的職務、為世間的國家、為所有的和平、為推延天災人禍而祈禱。可是正因為我們特別行這樣的愛德，就令某些人眼紅，並侮辱我們。他們說：看呀，那些基督信徒是多麼地彼此相親相愛！而他們自己卻互相仇恨。他們又說：看呀，那些基督信徒是多麼樂意為別人而死！而他們卻彼此殘殺」。
無論如何，那個時代的護教學者都一致指出控告基督信徒的不當，對基督信徒的宣判和處刑也不合理。他們一一地推翻所有的指控：有人控告基督信徒祕密聚會，護教人士便說"我們可以敘述我們舉行禮節儀式的種種內容。你們控告我們東藏西躲有如老鼠，現在我們到處可見。我們和你們有同樣的工作活動，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我們只不過不上你們的廟宇，不去看劇場的把戲而已"；古羅馬的人早有墮胎殺嬰兒的風尚，這些行為卻是基督信徒所不容許的，可是偏偏有人指控基督信徒生活不檢點，行為可惡，護教人士反駁說："其實是你們喜歡聲色犬馬，縱慾行樂，容忍交換婦女，敘述神明之間淫逸猥褻的故事"。戴爾都良雖然言鋒詞利，叫羅馬那些權貴受不了，卻也因此不容易得到他們的同情。
羅馬承受希臘文化哲學，講究理性思考，于是認為基督信仰違反理性。護教學者便把基督教義上溯到古經舊約時代，為指出基督教義遠比希臘哲學來得早，他們說：梅瑟比希臘思想家活得早，那些思想家只有研究梅瑟的份兒。有人指控基督信徒是無神論者，因為他們不祭祀帝國的種種神明，護教學者便反駁說："我們是無神論者，因為我們不相信你們那些虛假的神明"。
在初世紀時代，基督信徒認為所謂的國家是個模棱兩可的東西，那些重視聖若望宗徒所寫的'默示錄'的人都認為羅馬帝國是個混亂的世界，是個畜牲，因為它敬拜邪神，迫害教會，這個帝國將像用泥土作腳的巨人，很快就要崩塌下來。當然，我們也不能否任一種觀念和現象，那就是：當時的基督信徒專心等待基督很快地就要再度來臨，所以不把現世的事務放在心上。雖然如此，護教學者也遵照聖保祿給羅馬人的教導和聖伯多祿給小亞細亞北部地區的信友的勸勉，宣稱基督信徒對國家和統治者的忠誠。第四任教宗聖克萊孟在寫給格林多城的教友的信中說：「我們雖然不認為皇帝是天主，但是我們服從他，也為他祈禱，我們是率先完糧納稅的人」。
初世紀的基督信徒對從軍和當官也是有所保留的，因為從軍不免要作戰殺人，當官不免要判罪處刑，而殺人判死刑都與違背基督信仰的原則。當時從軍並不是國民的義務，而基督信徒人數還少的時候，問題不大，可是信徒人數逐漸增多，而帝國前線又告急的時候，基督信徒不從軍、不殺敵人，這就成了帝國安全的嚴重問題。難怪第二世紀希臘哲學家切爾索（Celso）責備基督信徒說：如果人人都像他們一樣，帝國不是早就要垮台了嗎？所幸，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皇帝下令解除教難，恢復信仰自由，基督信徒不必在敬拜帝國的偶像，教友再也沒有出任公職的障礙，只不過從軍的教友如果殺傷敵人，事後必須懺悔殺人流血的行為。
9. 公元第一第二世紀基督信徒所受的迫害
公元最初三個世紀，基督信徒因為信仰的對象與羅馬帝國執政當局和其他國民不同，生活觀念與方式也和一般人有別，所以在帝國社會中，他們成了特殊、甚至不受歡迎的一群，遇到帝國境內發生動亂，基督信徒便成為中傷、誹謗和嫁禍的對象。雖然當時曾有很多護教學者作家以言以文字為基督信徒的正直忠誠辯護，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沒能說服帝國執政人士和社會大眾改變他們對基督信徒的態度。這便是教難發生的原始原因。
公元最初三個世紀中，基督信徒並不是繼續不斷地遭迫害，而且遭迫害的方式、地點和範圍也不盡相同。比方說：內羅內（Nerone）皇帝迫害基督信徒的行動只限於羅馬城，而戴克里先（Diocleziano）皇帝時代則把迫害行動擴大到整個帝國。在那三個世紀中，基督信徒並不是一直躲藏在地下墓穴（catacombe）舉行他們的宗教禮儀活動，他們只有到了第三世紀初年才向政府購買了那些地下墓穴。而地下墓穴因為是政府租給人民的地方，所以不能成為基督信徒躲藏的場所。後人所謂的'地窟中的教會'，一般是要說明初世紀的教會生活在不安全的狀況中，當時的教友隨時擔心有被捉將官裡的可能。不過，那時的教會也享受過一些相當長的平安時期。
每遇教難，必導致教友致命的現象。致命者的形象讓我們想到他們是死于百般折磨的酷刑之中。但是致命者（martyr）這個來自希臘文的名詞的原義是作證者、見證者的意思，這也就是說，致命者為了他的信仰而作證到底，至死不渝。對一位基督信徒來說，他堅決宣認他所信仰的耶穌基督是唯一的天主，除了基督，他不崇拜任何神明，也不認為有其他的神存在，基督是他信從的最終目標，世上人間任何帝王元首和權威都不能超越基督。一位基督信徒為他的這種信念堅持到底，甚至為此而捐軀，這便是致命，也就是所謂的殉道。
其實，致命是不得已的事，若非必要，基督信徒並不狂熱地追求拋頭顱灑熱血，但若是必要，他們決不畏縮，就像基督一樣，因為他們確信自己會像基督一樣地復活起來。
公元第一、第二世紀，羅馬皇帝並沒有在帝國全境不斷地迫害基督信徒，帝國的法律對基督信徒也沒有很明確的規定，當時的迫害行動和事件一般只限於地方性，而且時間也不長。我們可以舉出幾個比較著名的例子：
曾經當過羅馬帝國總督的著名歷史家塔奇托（Cornelio Tacito,54-120），在公元一百一十五年所出版的編年史（Annali,XV,44）中提到內羅內（Nerone）皇帝迫害基督信徒的事件。這位帶有神經質、沉溺于文藝、又好大喜功的皇帝把公元六十四年羅馬平民區大火的罪過加在基督信徒身上，塔奇托對基督信徒並沒有好感，但他不相信是基督信徒縱火焚燒羅馬城。塔奇托在他的編年史中這樣寫說：
「沒有任何人為的方式，即使再多的財富、再隆重的祭祀典禮，也無法消除羅馬的大火是受命執行的傳言。為了解脫這個責任，內羅內皇帝便嫁禍于那些討人厭的所謂的基督信徒。基督信徒這個名字來自基督，這位基督在蒂貝里奧皇帝執政時，被般雀‧比拉多總督交處死刑。那個可惡的迷信方才誕生不久，就被壓制下去，後來又死灰復燃，不僅在那個邪惡的誕生地猶太，也在羅馬這個全世界所有令人不齒的事匯集的地方找到許多信徒。于是，凡宣認這個信仰的人就受到打擊，在他們坦誠供認之後，又有很多人被控告，他們的罪名不再是放火燒焚羅馬城，而是仇恨人類。把他們殺死已不再令人滿足，還要叫他們披上禽獸的皮，好讓狗來撕碎他們的肉，再不然，就把他們綁在塗上可燃燒的物質的柱子上或十字架上，晚間的時候就把他們點上火，當作照亮皇帝花園的火炬，並開始在劇場內玩耍作樂。內羅內皇帝就是這樣自娛娛人，他有時候偽裝馬車夫混在人群中，有時候駕著自己的馬車參加兢賽。即使那些人有罪，應該懲罰，但也令人不忍卒睹，因為大家都知道群眾對這種鬧劇並沒有興趣，那只不過是一個人的殘酷而已，他願意把他們剷除殆盡」。
塔奇托這段歷史記載指出內羅內是第一個迫害基督信徒的皇帝，而且把迫害當作娛樂來欣賞。相傳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兩位宗徒就是在這位皇帝的迫害中致命的。
第二世紀初年，羅馬帝國派駐近東比蒂尼亞（Bitinia）省的總督普利尼奧（Plinio il Giovane）向羅馬皇帝特拉亞諾（Traiano）奏書，說明他管理的地區迫害和處死基督信徒的情形。這位總督是有點尊敬基督信徒的，他在對他們所進行的調查中，並沒有發現甚麼嚴重的事。但是對那些被帶到他面前的基督信徒，他該怎麼辦呢？難道只因為他們是基督信徒，就把他們都判刑嗎？或者要等到發現他們的罪狀，才定罪呢？普利尼奧于是奏書，請示特拉亞諾皇帝，但皇帝的答覆很令他困惑不解，皇帝說：「不能制定一種固定的一般規則。沒有必要搜查基督信徒，也不能接受隱名的控告，不過那些堅持聲稱自己是基督信徒的人，就必須予以判刑」。
普利尼奧在公元一百一十一年到一百一十二年之間向特拉亞諾皇帝奏書說：
「我從未參加過審判基督信徒的預審，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一般來說甚麼事應該懲罰，也不知道是誰在進行審問，更不知道應該調查、審問到甚麼程度。究竟是不是只要聲稱基督信徒的人，即使沒有罪，也必須予以懲罰，或者應該把信徒的信仰名稱和罪行分開來看？目前，我暫時的作法是：凡是被送到我這裡的基督信徒，我便重復兩三次問他們是不是基督信徒，並用死刑威脅他們，要是他們堅持自己是基督信徒，我就把他們處死。其實，不管他們信仰的是甚麼，單憑他們的頑固，就應該受處罰。另有一些也被同樣的瘋狂所迷惑的人，因為他們是羅馬公民，我就把他們遣送到羅馬。至於那些否任自己是基督信徒、或者承認自己曾經是、如今已不是的人，只要他們跟著我呼求眾神，在你的像前獻香祭酒，並詛咒耶穌，據說這對基督信徒是不可能的事，我就把他們放走。……事實上，基督信徒承認他們的過錯只在于經常固定在某一天，在天亮之前聚會，輪番唱歌，把基督當作神來讚美，同時發誓不偷盜、不作奸犯科、不食言、不拒絕窮人借錢。然後，他們就分散了，但不久又重新集合吃一個很簡樸的食物，如此而已。可是這一切在你發佈禁止集會結社的命令之後，就不存在了。我個人覺得比較重要的倒是追查那兩個稱為女執事的奴隸，讓真理水落石出，即使要刑求也無所謂。我自己所看到的，除了缺乏理性和過度的迷信之外，別的甚麼也沒有。……除了各城市外，鄉村各地也都散佈著這個迷信」。
從上面所介紹的羅馬帝國比蒂尼亞省的總督普利尼奧向皇帝特拉亞諾所奏的書，我們可以了解一點當時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處境和遭遇。
公元第二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羅馬帝國由馬可‧奧雷利奧皇帝當政。在這位有哲學家美譽的皇帝治下，護教學者儒斯定在羅馬被處死致命；帝國東部近東地區士麥那（Smyrna;Izmir）教區的主教波利卡波（Policarpo）也被處死，他是聖若望宗徒的弟子，也是未來法國里昂的主教依勒內（Ireneo）的要理傳教員。公元一七七年里昂不知為什麼發生百姓暴動，結果有五十多位基督信徒被處以酷刑，其中包括年屆九旬的主教波蒂諾（Potino），執事桑托（Santo），以及一位脆弱的女奴隸布朗蒂納（Blandina）。當時里昂的教友寫了一封信給小亞細亞的教內兄弟姊妹，敘述了這件教難的經過。這封由第三第四世紀巴勒斯坦的凱撒勒雅的主教歐瑟伯保存在他所寫的十大冊'教會歷史'中的信，成了法國高盧地區基督信仰存在的最早證據。
以上所舉出的是第一、第二世紀教會遭受迫害的幾個比較著名和重要的案例。我們很難找出早期基督信徒遭受迫害的法律依據。不過我們知道在古羅馬帝國時代是有合法與非法的宗教之分的，猶太教屬于合法的宗教，基督所創立的教會乃是從猶太教脫離出來的，因此被列在非法的那一類。不過，話得說回來，羅馬人對各種宗教其實是相當寬大為懷的，直到第三世紀為止，並非帝國境內所有的人都必須崇拜皇帝。內羅內皇帝大概沒有制定反對教會和基督信徒的法律，可是他對基督信徒的態度卻開了壓迫的先例。一種比較可靠的說法就是：基督信徒受到當時有關社會秩序的法律的打擊。那時各地的行政長官按照自己的好惡解釋法律的內容與執行方式，每當發生反對基督信徒的暴動，政府當局便把動亂的責任加在基督信徒身上。須知羅馬帝國的法律是相當嚴厲的，既然社會輿論輕視基督信徒，則嫁禍基督信徒並予以判刑是能夠減輕社會的緊張局勢的，而且也可以提供兢技鬥獸場娛樂所需的對象。
10. 羅馬帝國第三世紀與最後對基督信徒的迫害
羅馬帝國和耶穌基督可以說是在同一個時代誕生的，經過兩百多年的經營，羅馬帝國從城邦草創到雄霸天下後，開始順應人類歷史的必然規律，呈拋物線狀態地走下坡，邊疆地區、尤其是北部多瑙河流域一帶，有蠻族入侵的威脅，帝國境內更有內亂，通貨膨漲，人口減少，內憂外患交加，帝國惶惶不可終日。為了維繫帝國于不傾，皇帝們首先必須剷除那些導致帝國分裂的因素，進而拉攏帝國人民團結一致。為達到這個目的，有個一舉兩得的辦法，那就是倡導帝王崇拜。問題就出在這裡：第三世紀初期，帝國境內基督信徒的人數可能已經到達三分之一之眾，他們固然忠于帝國和人民，但是要他們崇拜帝王偶像是辦不到的事。既然如此，基督信徒即使再忠貞愛國，也很難得到執政階層的信任。于是羅馬皇帝多次在帝國境內頒佈打擊基督信徒的法令。
公元二百零二年，羅馬皇帝塞蒂米奧‧塞韋羅（Lucio Settimio Severo,146-211）為了抑制非帝國宗教的發展，于是頒佈法令，禁止猶太教和基督信仰在帝國境內傳揚，違抗者處以重罰。這一聲令下，望教聽道理都成了非法的事，而教友也成了軍警搜捕迫害的對象。教會初期最著名的殉道者，如北非迦太基的女僕菲利琪大（Felicita）和她的女主人佩爾佩都亞（Perpetua），都是塞蒂米奧‧塞韋羅皇帝禁令下的致命者。
公元二百三十五年，皇帝馬西米諾（Gaio Giulio Vero Massimino,170-238）為了削弱教會的力量，下令處死神職人員。公元二百四十九年，另一位皇帝德喬（Decio,200-251）受到帝國邊境蠻族的威脅，極需要確保一旦敵人入侵，帝國境內人民都能團結一致，抵抗外侮，于是規定國民都要向帝國所敬拜的神祭獻，並向有關當局領取祭獻的證明文件。這項法令是羅馬帝國全面迫害基督信徒的導火線和開端，有許多信徒因此殉道致命，可是也有不少信徒願意祭獻帝國的神明，因為皇帝的那道命令是在教會經過一段相當長的安寧的日子後突然來到的，有一部分的信徒平安慣了，不願看到自己的信仰生活遇到甚麼風浪。第三世紀中葉北非迦太基的主教西彼廉（Cipriano,200-258）寫說：這些背棄基督信仰的現象深深困擾著北非地區教會團體的生活。
德喬皇帝迫害教會的浪潮過後，教會又恢復平靜，可是卻因此而發生內部分裂的現象，因為面對那些在教難時期背離教會，而教難過後，又要回到教會的人，當時的教內人士有著不同的意見。
德喬只當了兩年皇帝便去世，三個月後，瓦萊里亞諾（Publio Licinio Valeriano,195-260）被軍隊擁為皇帝。新皇帝希望團結帝國人民，共同對付波斯人，可是在他眼裡，帝國境內的基督信徒好像是個陌生的團體一樣，令他放不下心。公元二百五十七年，瓦萊里亞諾皇帝下令反對教會神職人員，禁止教會的敬禮活動，不准教友在墳墓地區聚會。次年，二百五十八年，這位皇帝再次下令：凡是拒絕向羅馬帝國諸神明祭祀的人，一概處死。迦太基的西彼廉主教、羅馬的西斯都二世教宗、以及他的一位執事老楞佐，都在這位皇帝的諭令下殉道的。
瓦萊里亞諾皇帝在公元二五八年第二次下令，要求全國人民祭神並迫害教會之後，便率大軍與波斯王薩浦爾一世轉戰于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等地， 大敗，全軍投降，被俘，二六零年波斯人把他剝皮，作為戰利品示眾，死于監獄中。當時基督信徒相信瓦萊里亞諾皇帝的慘死無異是天主的懲罰。隔年，瓦萊里亞諾皇帝的兒子加列諾皇帝頒佈諭令，容許宗教自由。從此，教會享受了大約四十年的太平，除了幾個地方偶爾發生反對基督信徒的事件外，一般都相安無事。就在這段平安日子，教友的人數大增，尤其是在小亞細亞，許多地方誕生了新的教會團體。
公元二八五年，戴克里先皇帝即位，開始整頓帝國行政，把帝國分為四部分，東西羅馬各有兩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位皇帝，整個帝國成了四頭政治，全國八十六行省分歸于十二個行政區。皇帝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建造巨大的建築物，開始向人民科重稅，並執行高壓政策，讓百姓屈服。羅馬帝國儼然成了專制獨裁和警察國家，執法嚴峻，對皇帝的崇拜也達到巔峰狀態，皇帝頭戴皇冠，手那權杖，宮廷內部的人必須行朝拜皇帝的儀式。這一來，帝國皇帝成了政治和宗教的領袖，凡是對帝國過去所制定的法律事務質疑的人，都是罪犯，對國家宗教事務表示不同意見的人都受到迫害。公元二九七年，摩尼教徒開始遭殃，後來，基督信徒也無法倖免。
由于帝國享受了四十年的宗教自由，所以教友的人數大增，聖堂也林立，所以帝國軍隊中不乏基督信徒。戴克里先皇帝當政時，要求人民敬拜皇帝，軍人更不能免俗，可是有些基督信徒軍人拒絕違反教規，不向皇帝行祭禮，結果招致皇帝的反感。東羅馬皇帝之一加萊里奧（Galerio,250-311）認為教會使帝國舊有的傳統陷入危險，于是從公元三零三年二月到三零四年二月整整一年間連續發佈迫害教會的命令，而且每下愈況，宗教書籍被燒毀，聖堂被拆毀，容忍基督信徒的法律收回成命，全國人民必須向帝國皇帝和神明祭祀，違抗者被送往礦坑勞動，或被處死。
迫害宗教的命令頒佈後，並不是帝國境內各地都一致徹底執行，比方說在高盧地區，西羅馬帝國皇帝之一君士坦佐‧克洛羅（Costanzo Cloro,250-306）只是拆掉幾座聖堂，敷衍一番就算了。但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迫害的行動非常暴虐，不過時期不算太長，從公元三零三年到三零五年而已。可是在東羅馬加萊里奧皇帝統治的地區，因為迫害令是他下的，所以迫害教會的行動又殘忍，時間又長，為時幾乎十年，直到三一三年才結束。這位皇帝不但正面壓迫，還傳播一些相反基督信仰的假聖經，以擾亂視聽。面對基督信徒的困境，當時的猶太教徒表現出一幅幸災樂禍的冷酷態度。
公元三零六年，戴克里先皇帝的帝國四頭政治開始崩潰，帝國皇帝從四位變為七位，而且彼此攻伐，釀成內戰。統治高盧和不列顛地區的西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佐和信仰基督的皇后赫勒納所生的兒子君士坦丁在那一年即位後，揮軍東征，把西羅馬帝國每位皇帝一一擊倒。公元三一二年，君士坦丁率大軍決戰馬森齊奧（Marco Aurelio Valerio Massenzio,275-312）皇帝部屬于羅馬都城泰伯河米爾維奧橋（ponte Milvio）上，大獲全勝，定下江山，結束多年的內戰。
當時曾有基督信徒作家和歷史家記載說：君士坦丁皇帝之所以大勝，因為他在決戰之前，曾看到天空出現一支大放光明的十字架，並有一行字寫說：'憑這個標記，你將戰勝'。君士坦丁皇帝看了這個奇異的標記之後，便皈依基督，並叫人把所見到的標記畫在他的軍旗上，四面八方威風凜凜地上陣，結果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
經過多年的迫害，西羅馬帝國的教難終於結束。東羅馬皇帝加萊里奧在公元三一一年患了可怕的重病，臨死的時候頒佈諭令，解除對基督信徒的迫害，但是他的繼任人沒有遵行。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皇帝和另一位羅馬皇帝利奇尼奧（Valerio Liciniano Licinio,250-325）在意大利西北部米蘭會面，瓜分帝國為東西兩大部分，君士坦丁作西羅馬皇帝，利奇尼奧作東羅馬皇帝，兩人同時對宗教政策達成協議，為了社會公益和安全的問題聯合寫了一封諭令給東羅馬帝國比蒂尼亞省的總督，宣佈給帝國境內所有的宗教信徒完全的自由，基督信徒被充公的聖堂應該係數歸還。東西羅馬兩位皇帝在米蘭聯合寫的諭令，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米蘭詔書'。
'米蘭詔書'頒佈後，羅馬帝國的教難從此結束，帝國境內各宗教都享受平等的地位，不過天主教會很快地便脫穎而出。一個'君士坦丁皇帝的教會'和一個'信仰基督的帝國'從此出現在第四世紀二十年代的歷史上。
11. 初世紀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
基督信仰存在至今已有將近兩千年的歷史，古今以來，作個基督信徒在內容上並沒有甚麼改變，它要求人接納基督的福音，並讓福音來改變自己的生活。一個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聽到福音的宣講，也可以在任何地方領受洗禮，然而，作個基督信徒並非孤立存在的事件或現象，他屬于一個特定的團體，屬于一個新的民族，一個我們所謂的'天主的子民'，這個子民團體就是'教會'。
今天我們看到的教會有層次分明的職責，有各種嚴謹的組織，有固定和一絲不苟的禮節儀式，但這是因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人為規矩。當初耶穌宣講福音、創立教會的時候，並沒有像今天成立一個社團一樣，必須擬定一條一條的細節章程，就連宗徒們在五旬節聖神降臨當天教會正式誕生後，也沒有制定教會章程。不過，天下任何一個團體如果願意生存，而且長久存在下去，非得一步一步、慢慢地按照它所生存的環境需要，進行必要的組織不可。別的不說，光是信友的聚會就需要場所，而傳遞信仰也需要培育傳遞的人和準備後人的心靈來接納基督透過教會廣施的恩寵。再說，基督信徒聚會、舉行信仰崇拜禮儀，也需要有一定的規矩程序，否則如何成個體統？于是禮儀規矩也逐漸產生。
話說教會成立初年，基督信徒的聚會都在私人家中舉行的。為能容納很多人，就必須找一個相當寬敞的房子才行。在中東和近東一帶，信友們大都利用樓房的頂樓作聚會的場所，因為頂樓比較安靜，也比較安全，'宗徒大事錄'第二十章第八節記載聖保祿在特洛阿城向民眾講道和掰餅的地方就在一座樓房的樓上。在西方，尤其在羅馬，信友一般都在富有教友家庭寬敞的餐廳聚會，舉行崇拜儀式，房宅的浴室或世外的游泳浴池就作為洗禮的場所，天氣好的時候，也在戶外庭院花園間、或在寬闊的公共花園、甚至在公共的墳場墓地舉行宗教活動。
第二世紀初年，開始有些教友捐贈自己的房宅作為教會團體聚會和舉行禮儀專用的場所。到了第三世紀中葉，才有開始建造聖堂的事。至今有稽可考的最早的一座聖堂建于公元二百五十年左右，位於中東敘利亞幼發拉底河畔的杜拉歐羅普斯（Dura-Europos）城。到了第三世紀末年第四世紀初戴克里先皇帝統治羅馬帝國時代，帝國境內已有許多教堂，可是這位皇帝迫害教會的時候，把許多聖堂都摧毀了。
初世紀時代，一個希望成為基督信徒的人都必須經過一番的準備，當時有所謂的'基督信仰的開端'（Iniziazione cristiana）這麼一說。那是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包括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領洗、堅振和領聖體這三件聖事的準備時期。在舊約時代，猶太教有施行浸水禮的作法，耶穌的門徒沿用猶太教的習俗，把洗禮當作開始接受基督信仰的禮節儀式。在猶太教傳統中，洗禮具有皈依和淨化的價值意義，在基督宗教中，除了皈依和淨化之外，洗禮更具有使人因著聖神而重生的意義和價值，這個意義和價值是獨一和唯一的，也就是人的一生中僅此一次，而且是一勞永逸的，它使人參與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羅.六,2-11;迦,三,27;哥，二，11－13），就如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迦拉達人和哥羅森人的信中所說的一樣。所以，一位希望成為基督信徒的人，必須懺悔自己的罪過，身體力行天主的誡命，接納基督的福音，並宣認自己對救主耶穌基督的信仰。
在過去交通不方便、教會的行政指揮系統不像今天這麼集中和有效的時代，準備作一個基督信徒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其間所舉行的禮節儀式不盡相同。第三世紀羅馬致命聖人伊波利托（Ippolito）曾寫了一本名叫'宗徒傳承'（Tradizione apostolica）的書，書中的記載使後世的人清楚看到那個時代的望教者入教之前應作的準備。一般而論，準備期長達三年，在領洗之前，望教者必須由別的基督信徒介紹給教會當局，介紹的目的在保證接受聖洗的人的認真和誠意。介紹的人就是我們稱呼的'代父'或'代母'。在領洗的時候，望教者必須宣誓放棄與敬拜邪神有關的種種行徑和不合乎基督信仰倫理道德的生活。
領洗之前，望教者必須接受基督教義和基督信仰倫理道德思想的教育，也就是今天所謂的要理講授。講授要理的目的在使那些聽過宣講福音並對福音產生共鳴的人進一步認識信仰的內容。聖伊波利托告訴我們，講授要理的人可以是神職人員，也可以是在俗教友，但他們都是博學的人。每次要理講授結束，在場的人都一起祈禱，並由講授的人行覆手禮。望教準備期結束後，願意領受聖洗的人的生活行為還得受到一番審核，合格後才可以領洗進教。
領洗的禮節儀式一般都在星期六舉行，在這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望教者和當地部分教友團體要一起守齋祈禱。隔天星期六，所有相關的人作望教準備期最後一次聚會，會中，主教給望教者覆手，為他驅魔，在他臉上吹氣，在他頭額上、鼻子上和雙耳畫十字架。接著，望教者整夜祈禱，聆聽讀經，接受與奉教有關的種種指示。在守夜祈禱結束之前，也就是巴斯卦守夜行將結束之際，便舉行真正的洗禮。當領洗的人從水中起來，穿上乾淨的衣服後，主教再次為領洗的人行最後一次覆手禮，傅最後一次聖油，這便是堅振聖事。于是，領洗的人就開始參與彌撒聖祭，也領聖體。從此，結束了所謂的'基督信仰的開端'的時期。
在古代，領洗進教的新教友在領洗後那幾天，通常有穿白色衣裳的習慣。在某些地方教會，新教友還頭帶用綠色樹葉編製成的花冠，並喝奶吃蜂蜜，表示他方才進入天主預許的福地，也就是教會。
昔日，接受聖洗是成年人的事，兒童，不論甚麼年紀，都可以隨著父母受洗；如果雙親已經是基督信徒，則隨時可以領洗。不過有很多人不贊成給兒童傅洗，因為他們認為兒童不懂信仰是甚麼。第二第三世紀最著名的護教作家，北非迦太基（Cartagine）的戴爾都良（Tertulliano,160-220）就寫說：「基督信徒並非生下來就是，而是必須變成的」（Non si nasce cristiani, lo si diventa）。
12. 初世紀基督信徒信仰生活的主要部分
初世紀時代，一個非基督信徒要加入教會團體，必須經過一番準備期，他們要聆聽教會要理，要遵守天主的誡命，要棄絕敬拜非天主的各種神明，要誠心誠意按照教會的訓導生活，作個品性端正的人，他們希望成為基督信徒的善意和行為表現必須有人可以擔保。這樣的準備期一般需要三年之久，如果一切合乎教會的要求，則可以在一週的星期五那天守齋，星期六晚上接受主教的覆手、驅魔、吹氣，並在頭額、鼻子和雙耳上畫十字架，然後舉行守夜祈禱，聆聽天主的聖訓和教會的規矩。最後，在守夜禮結束之前，接受洗禮、堅振兩件聖事，並參與彌撒聖祭，也領聖體，從此加入教會，成為真正的基督信徒。三年準備期的這一切步驟當時稱之為'基督信仰的開端'。
就如'基督信仰的開端'這幾個字所說的，上面提到的種種過程步驟也只不過是個信仰生活的開端而已，是個入門，以後要走的路實在需要恆心和毅力才能堅持到底，可以說是來日方長呢！
基督信仰生活的中心是舉行耶穌基督復活的慶典，這個慶典通常是在一週的第一天，也就是主日星期天舉行，因為星期六是一週的最後一天。耶穌的復活意味著祂更新了天主的造化，這個造化是天主用七天創造宇宙中第一天的工程。可是星期主日也是天主開始創造行動後的第八天，是完成造化後一週的復始，是耶穌基督更新宇宙後再度回來的宣報。
基督信徒雖然在每個星期日當天舉行基督復活的慶典，但是一年中舉行這個慶典最隆重的日子莫過於巴斯卦節那一天。據說教會初期只有東方的教會團體才另外舉行巴斯卦慶典，西方的教會團體只舉行一般星期日的復活慶典而已。無論如何，到了第二世紀末年，東西方的教會都已經隆重慶祝巴斯卦節，只不過日期有點差別而已，比方在羅馬帝國東方的幾個省份，那裡的基督信徒仍然保存著猶太人舊約的習慣，在他們的巴斯卦節那天舉行基督復活慶典。至於其他地方，則選定在猶太巴斯卦節之後的那個星期天舉行。第二世紀末年，教會內部曾為了在哪一天慶祝巴斯卦節而引起爭議，最後還是由高盧地區里昂的主教依勒內出面平息爭論，並採納大多數的意見，在猶太巴斯卦節過後的那個星期天舉行慶典。
基督信徒在星期日、特別是在巴斯卦節那天、舉行耶穌復活慶典的中心禮節儀式，就是重新舉行耶穌基督的最後晚餐，這個晚餐基督信徒稱之為'感恩祭典'（l`Eucaristia）。這個祭典使參與的信友進入一種與基督密切共融的關係境界，那就是與基督一同死亡，並和祂一起復活。
關于紀念耶穌最後晚餐的感恩祭典的禮儀內容，新約聖經中記述得並不多，'宗徒大事錄'第二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七章以及聖保祿致'格林多前書'第十章和十一章（宗.二,42;二十.7-11;二十七，35；格前.十,16；十一,17－33）裡面都只提到'掰餅'的事，掰餅就是耶穌最後晚餐中最重要的動作。倒是公元第二世紀初年羅馬帝國駐小亞細亞北部比蒂尼亞省的總督普利尼奧（Plinio），在調查當地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以便奏書皇帝如何處理基督信徒的問題時，比較詳細地描述了信徒舉行感恩祭典的經過情形。教會初期著名的'十二宗徒訓導'（Didache）曾要求參加感恩祭典的教友在參與祭典之前必須先坦承自己的罪過。公元第二世紀上半葉羅馬著名的護教作家聖儒斯定（St. Giustino）在他所寫的第一本護教書籍中，很詳細地描寫了當時教友團體舉行感恩祭典的程序，這個程序就是天主教羅馬禮節至今仍在沿用的彌撒聖祭禮儀。
在昔日的感恩祭典中，講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在今天的彌撒聖祭中也是一樣。彌撒中講道的目的是要使教友、特別是那些方才加入教會團體的人，對教會的要理有進一步的認識，也使他們在舊約聖經和耶穌基督之間建立連貫的關係，同時利用這個機會激勵教友遵守天主的誡命，善度基督信徒的生活。
我們說舉行感恩祭典就是重行耶穌基督最後的晚餐，既然是晚餐，就得有吃飯的行為，這個行為就是掰餅分給在場參禮的人吃。主持感恩祭典的人，通常是一位主教，他把麵包祝聖了之後，一面掰開分給參禮的人吃，一面說"基督耶穌天上的食糧"，而領受的人則回答"阿們"，並攤開雙手掌心領受。
方才提到'十二宗徒訓導'要求基督信徒在參與感恩祭典之前先承認自己的過錯。承認自己的過錯是教會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要素，錯是向天主承認的，向天主認錯的人會得到天主的寬恕，重新成為天主的兒女。在新約時代中，人第一次得到天主的寬恕是在領洗的時候。不過耶穌又把天主寬恕人的罪過的權力交給祂的十二位宗徒，並由宗徒們傳交給他們的繼任人主教和主教的助手神父們。
'十二宗徒訓導'要求信友在祈禱和參與感恩祭之前先承認的罪過都屬于日常生活中缺失，是不嚴重的過錯，因為按照初期教會的看法，一位領了洗的教友是不應該再犯重大的罪過的，如果犯重大罪過，他是要被排拒在教會團體之外的。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第五章便要求教友和淫蕩的、貪婪的、勒索人的、拜偶像的、酗酒的、辱罵人的教內弟兄斷絕來往。這就表示犯那些罪過的人得不到教會的寬恕赦免。
但到了第二世紀，教會似乎已經默認重大的罪過如背教、殺人和姦淫者，也可以得到寬恕，與天主修好，但這種寬恕只有一次，下不為例。這樣的寬恕多少是要發揮聖洗聖事的功能，使人因懺悔而重生。公元二百五十年羅馬皇帝德喬（Decio）有系統地迫害教會後，導致了不少教友叛教。這件事給日後的教會帶來了不少困境，因為教難過後，那些叛教的人又想回到教會懷抱，可是教會內部有兩派持不同的意見，有人以為可以接受，另有人期期以為不可。這樣的兩派主張在羅馬和北非的迦太基衝突得最厲害，甚至造成了小小的分裂。從這裡可以看到公元最初三個世紀中，教會有關懺悔、認錯和作補贖的概念還沒有很清楚。
舉行感恩祭典和懺悔求寬恕，這是基督信徒信仰生活的重要關鍵。但除了這兩件聖事外，信仰生活中還包括祈禱和別的禮儀。初期教會有許多作家建議每天定時祈禱，比方上午一大早，教友要面向東方祈禱，因為光從東方來；然後在上午九點、中午十二點、下午三點、以及旁晚點燈時祈禱。根據昔日的習慣，基督信徒祈禱的姿勢一般都站著，祈禱的時候高舉雙手，打開手心，他們決不雙手交叉合掌。
基督信徒一生中，從生到死，常在祈禱，遇到生命中重要的事件或時刻，更是祈禱。但這並不意味著生命中的每個階段都有特別的祈禱禮節，比方在初世紀的時候，似乎沒有教會的婚配儀式。第二世紀末年埃及亞歷山大一位不知名的護教作家寫了一篇名叫'致迪奧涅托'（A Diogneto）的極有名文章，文中說「基督信徒和其他的人一樣地結婚」，所不同的是基督信徒賦給婚姻新的意義，婚姻傳統習俗中如有不合乎基督信仰的，他們就予以修改或摒棄。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第五章提供給夫妻兩人的婚姻神修觀，讓我們看出基督信徒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對當時的教友實在是個新穎的觀念。對教友夫妻來說，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度相同的信仰生活。漸漸地，很快便有了為基督信徒新郎新娘祈禱的經文，但那些經文並不構成婚配的禮節儀式。第三世紀最著名的護教學者，迦太基的戴爾都良（Tertulliano）曾寫信告訴他的妻子，要她在自己去世後不要再嫁人，可是如果那個人是基督信徒，那就無所謂。有人以為戴爾都良的信暗示著當時基督信徒婚姻的禮節儀式，但今天的人認為戴爾都良只是發揮聖保祿宗徒的婚姻觀，強調信仰改變了基督信徒的婚姻的本質。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常態，初世紀時代，教會團體中遇有患病的人，負責教會的人士就被邀請去看訪病人，給他傅聖油，油可以當醫藥來用，傅油的意思大概是給病人帶來康復的希望。
初世紀的人和今天的人一樣，對去世的人都懷著敬意，基督信徒更是如此。然而，那些致命殉道的人更受到特別的尊敬。逢致命週年紀念日，教友便在他們的墳墓上舉行特別的紀念活動，因為他們認為那是致命者重生的日子。早先，基督信徒和一般的人埋葬在同一個地方，第三世紀以後，基督信徒便購買一塊土地，作為他們自己的公墓。在羅馬，基督信徒的公墓便是有名的地窟。從這些教友的公墓無意中竟產生基督信仰的藝術，因為教友們常在墳墓四周畫一些有關聖經與福音中所描寫的事蹟，例如畫一支船的錨，或一條魚，而魚的希臘文正是'耶穌基督、天主子、救主'（Jesous Christos theou Uios-Soter）這幾個希臘字的第一個字母的拼寫（ichtus）。于是，在教難時期，船錨或魚便成了代表基督信徒的暗號。
13. 初世紀教會職務的形成與演變
天主教素以組織嚴謹、層次分明、但在信仰生活上又形同一個大家庭見稱。可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教會內部人事組織結構，並不是兩千年前耶穌創立教會的時候便如此的，而是經過很多世紀的形成與演變，才固定為今天這樣的體制，就連本世紀六十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教會內部的職務也有所改變。
初世紀教會體制結構的演進有時候是模糊不清的，各項職務的名稱也不一致，經常遇到一個職務的名稱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義。這也難怪，因為耶穌在創立祂的教會的時候，並沒有給教會定下這些細則，以當時的眼光和耶穌的物質條件看，祂選了十二個宗徒和七十二個門徒，由伯多祿帶領來宣講祂的福音，那已經是個很龐大人事組織了。再說，傳播福音、拯救人類才是耶穌基督降生唯一的目的，教會內部的人事職務安排，除了最高的負責人伯多祿由耶穌親自指定任命外，其他的耶穌一概讓人自己去因時、因地置宜，只要一切聽從伯多祿和他的繼任人的權威與領導，每個時代和每個地方都可以有應變需要的途徑與方式。
話說初期教會團體，當時有個雙重的組織：一個是十二位宗徒團體，這個團體是耶穌在世時親自選定組成的，而且在十二位宗徒之一茹達斯背叛耶穌，自縊身死，以及耶穌死而復活之後，又由宗徒們自行補選了一位，以充足原來的人數。這個宗徒團體負責領導巴勒斯坦地區講阿辣美語，也就是希伯來語的基督信徒團體。另一個是七人執事團體，這個團體是由十二宗徒召集教友團體，從中選出來（宗.六,1-6），它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和照顧在希臘地區生活成長、講希臘話的猶太人教友團體。
當七人執事團體中的重要一員斯德望在耶路撒冷首先致命之後，迫害教會的行動隨之展開，于是，除了宗徒們之外，那些希臘化的猶太人都逃離耶路撒冷。有誰會料到逃避教難的他們竟成了對外宣講福音的傳教士。到此，方才誕生不久的教會大致分為兩種團體，一種是宗徒們設立的本地教會團體，這些團體都是由從猶太教皈依基督的猶太人組成的。另一種是希臘化猶太人在逃難之日在各地所建立的傳教的教會團體。
既然是團體，就需要有組織，于是每個團體按照它們本地固有的習慣方式來組織：那些由宗徒們建立的猶太人地方教會，按照猶太教的作法設立長老團來管理教會，雅各伯宗徒是耶路撒冷教會長老團的團長；那些以安提約基雅為中心的傳教的教會則有雙重的組織：一重是流動的傳教士，他們都擁有特別的神恩，是專心致力于使徒工作的人，他們腳不停蹄、不斷地到各地宣講福音，視察他們所建立的各地教會的生活與成長狀況，保祿和巴爾納伯便是這類傳教士中的代表。當然，保祿並不是出身被迫害的教友，相反的，他原是迫害教會的人，不過後來皈依了基督，成了教會空前偉大的傳教士，也受到迫害。這些流動的傳教士包括使徒，就如方才提到的保祿和巴爾納伯，他們是傳播福音工作的負責人。除了他們之外，還有擔任先知職務的人，他們在教友團體中講解天主的聖訓；又有擔任教師的人，他們有點類似猶太教的經師學士一樣，熟悉聖經，講授聖經。傳教的教會的另一重組織則是使徒在各地為他們所建立的教會所選派的負責人，這些負責人就是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中所稱呼的'監督'，也就是後來所謂的主教，以及執事。這些擔任主教和執事的人，就如聖保祿在'弟茂德前書'第三章中所強調的，必須是家庭良好的父親，他們的職務是講道、傅洗、主持感恩祭典。凡領受這些職務的人，都要經過祝聖，祝聖之前，那裡的教會團體要先祈禱守齋，然後給要領受職務的人行覆手的禮儀，就如'宗徒大事錄'第六章第六節、第十三章第三節、以及弟茂德前書第五章第二十二節所記載的。
到了第一世紀末年和第二世紀初，教會內部這些職務的名稱和性質多少有了些改變，就如當時羅馬的主教克萊孟和'十二宗徒訓導'所說的：教會團體中有長老監督（vescovi presbiteri）和執事監督（vescovi diaconi）。後來慢慢地，長老監督們從他們的團體中選出一位主席，這位主席保持監督（vescovo）的頭銜，而且脫離長老團體的結構。這樣的主席就是日後所稱呼的'主教'。至於擔任比較次要職務的執事，則完全聽從主教的吩咐。到此，教會中已多少確立了三層職務，就是監督、長老、執事，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主教、神父和執事。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爵大約在公元一一零年在羅馬致命之前，從羅馬寫信給小亞細亞的教會團體說：「你們必須尊重執事如耶穌基督，尊重主教如天父的肖像，尊重神父如天主的長老團和宗徒團。沒有他們，就沒有教會」。從那時候起，由于主教的身份與神父的截然不同，于是有人稱主教如同君王。
初世紀的歐洲和地中海沿岸既然幾乎都信奉基督，所以流動的傳教士逐漸地消失，那些周遊各地傳教宣道、號稱使徒、也就是宗徒的繼承人的人，慢慢地定居下來，于是他們的身份與地方教會的主教便起了混郩。最後，他們都以宗徒繼承人的身份出現在眾人眼前。
那時的教會，除了主教、神父和執事外，還有其他更次要的職務，例如副執事（suddiacono）、輔祭員（accoliti）、驅魔者（esorcisti）、讀經員（lettori）、以及聖堂守門者（ostiari）。從守門者到神父這七等職務，就是梵二大公會議之前教會所稱的七個神品。
在最初，只有身為主教的人才主持感恩祭，講道理，給望教者傅洗，為教友行修和聖事，神父們只不過幫助主教而已。當教友人數越來越多以後，為了需要，主教的人數也增多了，這在北非地區尤其如此。但在一些大城如羅馬和亞歷山大，只設立了很多教友敬禮聚會的場所而已，這些教會場所就由主教派遣神父負責管理，主持。
在當時，神職界和教友也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選拔教會神職人員的工作。祝聖神職人員的主要禮儀就是覆手：選出的主教由幾位主教給以覆手，選出的神父由一位主教和神父們給以覆手，選出的執事則由主教一人給以覆手。至於其他比較次要的職務，只是舉行把執行這些職務所需要的用品交給他們的簡單儀式而已。
在新約聖經中，我們發現在談論神職人員的職務時，都強調他們宣講福音、帶領教友團體祈禱、主持分餅和管理教會團體公共事務的工作。這些神職人員和猶太教及其他宗教的司祭不同，因為在基督創立的教會中，整個教會子民都是司祭，就如'伯多祿前書'第二章第九節所說的：「你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至於耶穌基督，則是教會子民最高和永遠的司祭。後來，由于受到舊約聖經的影響，也為了與其他宗教有個對比，于是教會團體慢慢把心目中神職人員職務的重點轉移到主持禮儀的功用上。第三世紀羅馬聖經、禮儀和護教學家聖伊波利托（Ippolito）用'司祭'這個名詞來稱呼基督信徒團體的負責人。可是也因為這樣，初世紀用來稱呼神職人員的'長老'這個名詞便和負責聖事禮儀的'司祭'這個名詞，在內容上彼此含糊不清了。有些主教，例如北非迦太基的聖西彼廉（Cipriano），就用'獨身'（celibato）這個名詞來稱呼在教會供職的神職人員，但是獨身並不能代表神職的身份，因為那只是神職人員的義務之一而已。
14. 分佈羅馬帝國全境的教會受到分裂的威脅
第二世紀末年，基督信徒已經知道他們的教會是普世性的，因為他們看到教會散佈全世界。當時的人心目中的世界是指羅馬帝國統治的版圖。帝國東部的基督信徒人數最多，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一帶，不論是城市或鄉村，到處都是教友。當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發動最後一次迫害基督信徒的時候，許多地方的居民竟大多數是基督信徒。在帝國西部，傳教工作的進展就比較不一致，教友的分佈狀況也不平均，比方在意大利中部、西班牙南部和北非地中海沿岸，教友的密度很高，但在巴爾幹地區、意大利北部和高盧，教友的人數就少一些。不過高盧，也就是今天的法國境內，有幾個城市地區的教友卻非常多，里昂、圖盧茲、巴黎、蘭斯和特雷沃這些城市就是特殊的例子，這些地方的教會大都建于第三世紀中葉。
在羅馬帝國以外，也有一些地區很早就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例如位於今天土耳其東南部烏爾法（Urfa）城的古代埃德薩（Edessa）王國，在公元二百年的時候便已經皈依基督了；波斯帝國境內美索不達米亞北部一帶，原來也有很多基督信徒，公元二百五十八年波斯王薩浦爾一世（Shapur I）出兵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大敗羅馬軍後，把當地的教友和主教都放逐到波斯帝國境內，這些教友和主教很快地就受到迫害；亞美尼亞王國則在公元第二世紀末年皈依基督。
耶穌基督所創立的教會到第二世紀末年雖然已經傳遍了羅馬帝國全境和邊疆鄰國，可是教會內部的合一也不時遭到威脅，有為禮儀習俗的問題而發生衝突的，也有為教難時代背教、教難過後又想回到教會懷抱的人的立場發生歧見的，甚至有為主教職位而互相爭吵的，但最嚴重的莫過於第二世紀期間教會內部產生一些與基督的福音持不同看法的教義思想，而持這些思想的人又形成派別，與教會對立。
才建立數十年的教會就面對內部分裂的威脅，使得不少教內人士開始反省：甚麼是真正的信仰？奉行真正的信仰應該遵守甚麼規則？那些在教義上與教會持不同意見的團體還能算是教會嗎？對這些內部的威脅我們可以舉出幾個明顯的例子：
最早的基督信徒，毫無疑問的，大都是從猶太教皈依過來的人，可是他們當中有些人不顧一切，堅持要保持自己原來的宗教習俗和神學思想。這些人仍然繼續行割損禮，在飲食上有所禁忌，刻意維護聖經所宣示的一神觀念，認為耶穌只是天主所收養的'人'而已，就如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時候，眾人聽到從天上傳來的聲音所說的一樣（瑪.三,17;谷.一,11;路.三,22;若.一,34）。由于無法接納別的教會團體的信仰教義，他們很快就被視為異端者。
除了上面提到的猶太基督信徒外，另有些基督信徒深信希臘哲學的物質與精神、肉體與靈魂彼此對立的二元論，他們尤其被人間惡的問題所困惑，因此用希臘哲學二元論的邏輯來解釋舊約和新約聖經。他們以為人的得救不來自'天主降生為人'（Incarnazione），但得力于對天主的認識，這種認識在小團體中神秘地傳遞著。這種宗教思想稱之為諾斯替教義（gnosticismo），而根據研究，諾斯替教義取材自基督信仰、猶太教、希臘思想、以及波斯的一些宗教教義，但是歷史家們以為諾斯替教義可能是一些外地的宗教吸收基督信仰的某些思想而成的。
第二世紀教會著名的教父，法國里昂的主教聖依勒內，在他所寫的一本名叫'反駁異端'（Contro le eresie）的書中，也提到當時存在著許多異端邪說，這些異端邪說對基督信仰和教會威脅很大，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異端者名叫馬爾喬內（Marcione）。這位馬爾喬內認為舊約中那位創造宇宙天地的嚴厲的天主和新約中耶穌所啟示的那位汎愛眾人的天主風馬牛不相及，他不接受耶穌具有真正的人性，也不認為整個一個人都能得救，因為物質和肉體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天主不可能創造物質的宇宙，而耶穌若是天主，也不應該有肉體。
與諾斯替教義及馬爾喬內的思想類似的是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摩尼教（manicheismo），這個宗教的創始人是第三世紀波斯的一位王子摩尼（Mani,216-277），他吸取波斯宗教和基督教義的內容，而形成他的善惡絕對二元論。摩尼主張世界的歷史乃是光明的善神與黑暗的惡神不斷交戰鬥爭的過程，人是光的粒子，卻被約束在邪惡的物質內，這些光的粒子必須經過許多的淨化和輪迴轉世才能淨煉完畢，進入善的國度。摩尼推崇耶穌給人類指引了道路，而他自己則是耶穌的使徒，是新的護衛者，猶如基督信仰中的聖神一樣。
以上所提到的這些教派教義都獲得不少人的支持和信從，因為它們的出發點都在設法答覆當時的人內心的焦慮。但是面對這種種教派的眾說紛紜，教會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讓教友無所是從嗎？里昂的主教依勒內在第二世紀末年所寫的'反駁異端'這本書中，已經列出不少與基督信仰相背的教派思想，同時指出真正教會和信仰的所在。依勒內主教訓誨教友必須以宗徒的傳統為根據，而宗徒的傳統是經由那些可以直溯到宗徒的教會團體的途徑而達到的，這些教會團體又是由宗徒的繼承人，也就是主教或長老，傳遞下來的。依勒內主教在他的書中也不憚其煩地列出羅馬、士麥那（Smirne）厄弗所等地歷任由宗徒繼承下來的正統主教的名單，好讓教友分辨真偽的教會團體。
依勒內主教之重視宗徒傳統，甚至不把新約聖經當作一回事，他以為新約聖經都是在宗徒的傳承之外流傳的。事實上，第二世紀初期基督信徒並沒有過於重視新約聖經，為他們來說，聖經就是舊約。可是他們對舊約聖經的看法和猶太人不一樣，他們認為聖經是先知書，是在預告基督的來臨，所以當他們閱讀舊約聖經的時候，是在尋找基督的痕跡，而不是在了解希伯來人的歷史。
當然，那時候的教友在談耶穌的時候，都以宗徒和宗徒的繼承人的見證為根據，而這些見證都是口傳的。當宗徒們和他們的繼承人都去世以後，教友們才開始從宗徒和宗徒的繼承人的著作中去尋找信仰的依據。可是當時流傳的著作也不少，唯一真正能讓他們信服的，只有那些出於宗徒的手的著作才具有權威。然而怎樣才能辨別哪些是宗徒的著作呢？依勒內主教指出：只有四部福音才是整個教會共同承認的，一個也不多。這四部福音都是直接或間接出於四大宗徒的，那就是：瑪竇宗徒所寫的福音，伯多祿宗徒的弟子馬爾谷所寫的福音，保祿宗徒的弟子路加所寫的福音和宗徒大事錄，若望宗徒所寫的福音和默示錄，以及伯多祿和保祿所寫的書信。
我們可以說，到了第二世紀末年，教會才確立選定聖經的標準。有了這個標準，基督信徒多少就可以不受到異端邪說的干擾，教會的信仰也就比較一致，不容易陷于分裂的危險。
15. 天主教神學的緣起
基督所創立的教會在進入第二世紀的時候，開始發生內部分裂的跡象，原因出於禮儀習俗的紛爭，出於對教難時期背教、教難過後又想回到教會的人的立場所持的不同看法，出於主教職位的爭執，但最嚴重的還是因為教會內部出現許多不符基督福音的思想理論，而持這些理論的人又形成派別，與教會對立。面對異端學說充斥，教會各地團體的負責人都努力設法給教友指點迷津，告訴他們教會真正信仰的所在。
這些各地教會團體的負責人大多是主教或神父，他們解釋當時教會所承認為正統的聖經，指出基督如何是天主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未來的事實的實現。這樣的解釋和說明通常是在舉行感恩祭典的講道中、或在為望教者講解要理時作的。由于經常這樣解釋說明，那些比較有才華的主教、神父和教友因此成了作家，並慢慢地為教會的神學奠定了雛型。我們可以舉出當時幾位比較著名的簡要介紹一下：
第二世紀初期小亞細亞安提約基雅的主教依納爵，曾為了保護小亞細亞各地教會團體信仰的一致，出了很多的力量。從他寫的現存的七封信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不遺餘力地在維護耶穌基督的本性和基督與教會的密切關係。當時曾有不少人以為耶穌基督只是表面上取了人性而已，依納爵主教則很堅定地維護天主聖子降生為人，具有真正而完全的人性本質，祂就是人類歷史中的耶穌基督。這位基督即使在祂死後，仍然和聚集在一起舉行彌撒感恩祭典中的信友團體相會。依納爵在寫給士麥那，也就是今天土耳其伊茲密爾（Izmir）城的教友的信中說：「你們所參與的是唯一的彌撒感恩祭，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使我們結合于祂的血的杯也只有一只‧‧‧就好像主教只有一位一樣」。
第二世紀比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爵主教稍微晚一點的高盧地區里昂的主教，鼎鼎有名的聖依勒內，在他所寫的'反駁異端'（Contro le eresie）和'宗徒講道展示'（la Dimostrazione della predicazione apostolica）這兩部重要著作中，也提出一種神學觀念，這種觀念以聖保祿宗徒在'厄弗所書'第一章第十節所說的'萬物以基督為元首'的思想為中心。聖保祿說：「天主為使我們知道，祂的旨意的奧祕是全照祂在愛子內所定的計畫：就是依照祂的措施，當時期一滿，就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于基督元首」。
聖依勒內引申聖保祿這段很深奧的神學思想，意思就是要說：人類的生命在天主聖言的引導下很緩慢的前行，當聖言取了人性，降生為人，以耶穌基督這個人出現在人類歷史中的時候，聖言基督就使自己成為宇宙萬物的中心，讓宇宙萬物循著祂運轉，並朝著祂前進。有句名言說：生活的人是天主的光榮，從人的生命可以看到天主。
第二世紀末、第三世紀上半葉，埃及亞歷山大城有個人名叫奧利振（Origene,185-253），他一生講道，誨人不倦，當地的主教曾委託他主持一座要理學校，這大概是有史以來第一所訓練要理傳教員的學府。奧利振一生到處旅行講道，最後在巴勒斯坦的凱撒勒雅當了神父，並在那裡成立了一座很大的基督信仰圖書館。羅馬皇帝德喬迫害教會時遭酷刑而死。奧利振大半生都在講解和宣講聖經，寫了許多著作，可惜絕大部分都失傳了，因為在他死後兩百年，有人控告他的思想為異端。
根據奧利振的思想，耶穌基督臨在于整部聖經中，舊約聖經中的人物和事蹟無不在宣報耶穌基督、聖事和教會的存在。奧利振承襲希臘人類學的思想，以為人是由身體、靈魂和精神三方面組成的；同樣，他也認為聖經有三方面的意義，第一個是屬于歷史性的文學意義，第二個是倫理道德上的意義，第三個是屬于精神上象徵性的意義。奧利振在解釋聖經方面可以說是很開放的。
與奧利振同時代的還有北非迦太基著名的護教大師戴爾都良（Tertulliano）,他原是執業律師的教外人士，由于看到基督信徒為了維護自己的信仰視死如歸而大為所動，因此皈依了基督，並著書立說，為基督信仰辯護不遺餘力。大家都聽過他的一句名言：致命者的血是基督信徒的種子。這是他自己親身的體驗。但由于剛愎自用，個性暴躁，喜歡挑釁論戰，戴爾都良終於走進盲目信仰的死胡同中，成了小亞細亞蒙塔諾異端教派（montanismo）的同路人。雖然如此，他仍然是個神學家，拉丁文中教會信仰和教義神學所採用的'天主三位一体'（Trinita），以及這個名詞中的'位格'（persona）這兩個深奧的神學名詞，正是戴爾都良首創的。
初世紀北非迦太基教會之發達可以比美羅馬，比戴爾都良稍微晚一點的當地主教聖西彼廉（Cipriano,200-258）本來也不是基督信徒，卻在基督信仰中得到心靈的解放，皈依基督後晉升了神父，後來又當了主教。公元二百四十九年羅馬皇帝德喬（Decio）率先在帝國境內發動全面迫害教會的行動，這件事使西彼廉主教非常痛心。曾有一度，為了聖洗的問題，他和羅馬主教鬧意見，彼此關係很緊張，因為在迦太基，凡是回頭歸正的異端者，都給以重新付洗，但是羅馬主教認為不應該再次給以傅洗，因為第一次所領的洗已經、而且一直有效。身為教會牧人，西彼廉在著作中討論了許多有關教友生活的問題，諸如祈禱、行哀衿、衣著端正等等，而且在歷經嚴厲的教難之後，寫了很多維護教會合一的文字。他強調：教會的合一是與真正的基督相會的標記；而教會的合一則以主教們彼此的共融為基礎。
16. 信仰基督的帝國的誕生
耶穌基督所創立的教會在第二和第三世紀的時候已經傳遍了羅馬帝國，但是在這段時期也經常遭到或大或小、或全國性或地方性的迫害。直到公元三一三年西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和東羅馬帝國皇帝利奇尼奧聯合頒佈'米蘭詔書'，歸還信仰自由給帝國境內各宗教信徒之後，教會才享有太平。史家稱帝國承認宗教自由那個時期的教會為'君士坦丁皇帝時代的教會'（Chiesa costantiniana）。
所謂'君士坦丁皇帝時代的教會'，是指當時教會與社會的一種新形式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教會與自認為信仰基督的國家融為一体。教會與國家結合之後，很自然便產生很多互相干預和彼此照應的現象。國家在許多事務上必然會介入教會的生活，也等待教會支持國家的意識形態。身為皇帝的人對因著教義信仰問題而發生的社會衝突，必定會出面解決，甚至主動召開教會的大公會議，讓教會神長們尋找解除爭論的途徑。至於教會，則從國家獲得經濟、財務和法律方面的支助，也借助皇帝的勢力來對抗異端和異教徒。
史家們在談及'君士坦丁皇帝時代的教會'這個名詞時，經常帶有貶抑的口吻，因為從那個時候起，教會無形中便受到政治和文化的約束，這種約束使基督福音的本質受到污染。教會是由人組成的，人的生活和處理事務的方式很難不受到環境的影響，也很難不利用環境所提供的方便。在歐洲歷史的演變中，教會和國家的關係一直處在若即若離的狀態中，有時候彼此水乳交融，有時候勢同水火。有一部分人以為，第四世紀初葉形成的'君士坦丁皇帝時代的教會'要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天主教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才結束。從此，教會和國家政權才真正保持安全距離。
其實，第四世紀初期以後教會與國家所形成的新關係也不是單靠皇帝突然頒佈一道詔書便立刻產生，而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醞釀時期才逐漸形成那種局面，這段醞釀期在君士坦丁皇帝之前便開始，而且延續到他以後。試想，在第三世紀末年，羅馬帝國境內某些地區的主教已經採行類似帝國行省行政長官的管理方式來治理教區的事務，這倒不是因為教會和國家負責人士預先考慮和設定了權宜之計，而是因為教會早已經慢慢地普及帝國全境，也進入它所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和法律結構中，一旦皇帝對教會有好感，教會的組織結構和活動必然發展得特別迅速，同時，也因為教會發展迅速，社會必定相對地產生變化，這是相輔相成的結果。再說，君士坦丁皇帝只不過宣佈宗教自由而已，他雖然對天主教有相當的好感，他的母親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但是他並沒有立天主教為國教，倒是在他頒佈'米蘭詔書'後六十七年，也就是公元三百八十年，狄奧多西（Teodosio,347-395）皇帝才使天主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宗教。不過我們得承認，君士坦丁皇帝宣佈宗教自由是教會生命的一大轉捩點。
話說君士坦丁皇帝，他于公元二八零年生于帝國巴爾幹半島梅西亞（Mesia）行省的尼薩（Nissa），父親君士坦佐‧克洛羅（Costanzo Cloro）是西羅馬帝國的皇帝，性情溫和，對教會懷著寬容的態度，母親赫勒納（Elena）是虔誠的基督信徒。公元三一二年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但是皈依的動機和皈依時的狀況不很清楚，他本來在家庭中是傾向于信仰一種由多種宗教調和而成的太陽教，是一種一神的宗教思想。君士坦丁二十六歲時由西羅馬帝國駐紮在不列顛（Britannia）地區的軍隊擁為皇帝。當時的羅馬帝國有四位皇帝，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各有兩位。三十二歲那年，也就是公元三一二年，他率領大軍在羅馬城外泰伯河的米爾維奧橋上大敗政敵馬森齊奧皇帝的部隊，成為西羅馬帝國的主人。第四世紀著名史家，巴勒斯坦凱撒勒雅的主教歐瑟伯在他所寫的十卷'教會歷史'中極度頌揚君士坦丁皇帝統治下的帝國是人間的天國，過去遭暴君壓迫的人，如今都已獲得自由，教會也一天比一天受到國家更好的禮遇，真是國泰民安，一片盛世。當時的基督信徒都說：君士坦丁皇帝的戰勝是個大奇蹟，因為他率大軍不遠千里而來，旅途勞累，軍備不良，如何能戰勝以逸待勞、豐衣足食、上等裝備的馬森齊奧皇帝的部眾呢？可是他確實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理由是決戰之前，君士坦丁突然看到天空出現一支大放光明的十字架，並有字寫著："憑這個標記，你將戰勝"。于是，他命人在軍旗上畫上大十字架，掌旗出征，果然大獲全勝。經過這個經驗，沒有人不相信君士坦丁皇帝是基督信徒。
儘管君士坦丁皇帝被視為基督信徒，也倍受大史家歐瑟伯的讚揚，但是他不像是個好基督信徒，因為他的許多行為令人不敢恭維：他叫人弒殺自己的岳父，也殺害三個姊夫妹夫，殺害自己的妻子和一個兒子。當然，信仰這件事不一定和個人的品德發生必然的關係，歷史上有很多窮凶極惡的人都在一夜之間放下屠刀，棄邪歸正，終於成了聖賢。君士坦丁皇帝是不是屬于這類的幸運者，我們不知道，不過他大概是在公元三三七年五十七歲臨死之際才真正領洗入教的。
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以西羅馬帝國皇帝之尊，在意大利北部的米蘭與東羅馬帝國皇帝利奇尼奧（Valerio Liciniano Licinio）達成協議，兩人正式瓜分羅馬帝國為東西兩部，各自為王，同時頒佈詔書，承認帝國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以利社會安定。可是不久之後，兩位皇帝開始鬧意見，彼此對立，東羅馬的利奇尼奧皇帝變卦，又開始迫害基督信徒，西羅馬的君士坦丁皇帝甘脆再度東征。當時的人都相信君士坦丁皇帝在進行一次保衛教會的宗教戰爭。公元三二四年，他的大軍勢如破竹，擊敗敵方，把利奇尼奧皇帝給宰了。到此，君士坦丁皇帝儼然成了羅馬大帝國的唯一主人。我們可以說，一個信仰基督的帝國從此誕生。
東征得勝的君士坦丁大帝深感帝國東部的重要，于是決定留守東方，因此開始策劃建立帝國的新都城。他在夢中得到天主的啟示，選定了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小鎮拜占廷（Bisanzio）作為新都的地點，開始營建，並取名為'君士坦丁城'。公元三三零年五月三十日舉行隆重的定都典禮，典禮的儀式教會的和異教的參半。這座城就是日後所稱的君士坦丁堡，今天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
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東方對日後的帝國和教會有重大的影響，因為整個帝國的重心已從西方的羅馬轉移到東方，其後每位皇帝對帝國西部的事務不再關心，而且君士坦丁堡開始逐漸吸引以希臘文化為背景的基督信徒的向心力，有取代羅馬之勢，儼然成了'第二羅馬'，為後世教會的東西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17. 羅馬帝國信仰基督的皇帝
古羅馬帝國時代可以說是政教一体的，身當皇帝的人同時也是帝國的宗教領袖。因此，每位皇帝都身兼帝國傳統宗教的大司祭長（pontifex maximus）。到了第四世紀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開放教禁，准許宗教信仰自由以後，天主教會發展得更快，身為皇帝的人不乏基督信徒。既然是基督信徒，皇帝是不是還能保持昔日作為傳統宗教的領袖的身份頭銜呢？當然不能。雖然如此，他們還是自以為與耶穌時代的宗徒有相等的地位，或者類似教會行政事務而非宗教事務方面的主教一樣。就因為這樣，信仰基督的皇帝不時介入教會的事務。對第三第四世紀教會大歷史家歐瑟伯主教和大部分基督信徒來說，教會能在君士坦丁大帝統治下獲得自由、得到無數的禮遇，連皇帝也都領洗進教，甚至把天主教定為國教，那真是不可思議、作夢也沒夢到的事。他們都以為天主的國已經降臨到世界。正因為如此，當時的基督信徒無不認為皇帝具有神聖的身份，而且也服膺皇帝為信仰基督的國家民族的領導人，就如舊約時代的以色列選民服膺梅瑟和達味一樣；而當皇帝的也因為擁有這樣的權威和頭銜，所以在必要時，竟自己出面召開教會的大公會議。
既然皇帝們禮遇教會，善待教會，把國家的一些大廳堂（basiliche）供給教會當作聖堂用，也把官方的建築轉移給教會使用，又蓋了新的聖堂，例如君士坦丁皇帝興工建造第一座聖伯多祿大殿、也在耶路撒冷興建聖墓大殿、在白冷興建耶穌聖誕聖殿、在君士坦丁堡改了許多聖堂一樣，所以基督信徒無不感激皇帝的恩惠與功德。此外，皇帝們又賜給主教們很多貴重的禮物，教友團體也可以接受各方的贈與，于是，教會慢慢地擁有了許多產業，神職人員也在法律上享有特權， 主教們的法庭可以按照帝國行政轄區處理區內的宗教事件 ，主教的地位身份相當于羅馬帝國行省的總督。
反過來說，身為皇帝的也不能不管宗教的事務，尤其在維持帝國境內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更不能不聞不問。再說，基督信徒國民也為自己的問題向皇帝申訴，請他裁斷。比方說，公元三一二年迦太基城推選一位名叫切奇利亞諾（Ceciliano）的神父當那裡的主教，可是為他祝聖的主教們卻是在戴克里先皇帝迫害教會時期背過教、教難過後又回頭的人。當地有一部分人為此抗議，聲稱祝聖無效。于是，他們又推選多納托（Donato）神父出任主教。一時，當地出現兩位主教，彼此對立，很多城鎮為此爭吵不休，事情蔓延到羅馬帝國所轄的北非全境。次年，公元三一三年，北非有些基督信徒為了主教人選問題，請求羅馬君士坦丁皇帝裁決，皇帝只能支助合法的主教，而在這個事件上，合法的主教是第一位，即切奇利亞諾主教。但是支持後者多納托主教的人又上訴君士坦丁皇帝，皇帝認為這件事他無法解決，便把它交由意大利和高盧的主教們來論斷。意大利和高盧的主教們以為先前的切奇利亞諾主教合法，並譴責後者多納托的不是。多納托的擁護者不以為然，紛紛起來反抗，引起社會的動亂，君士坦丁皇帝見事不妙，派兵干預，驅逐多納托派人士離開他們所佔領的聖堂。雖然皇帝出面干預，北非並沒有恢復平靜，君士坦丁皇帝甘脆頒佈宗教自由令，准許帝國人民信仰自由，並撥款給天主教友建造更多的聖堂，讓大家相安無事。
雖然第二世紀以後，教會發展迅速，逐漸遍及帝國全境，即使發生不少教難，教會仍然欣欣向榮，再加以君士坦丁皇帝格外愛護天主教，給以許多物質方面的優惠和方便，所以當時帝國境內存在的其他傳統的宗教信仰已經一步一步地勢萎。君士坦丁皇帝頒佈宗教信仰自由諭令後，那些傳統的宗教雖然早已經沒有生氣，卻也生存下來，因為在整個帝國，除了東部以外，別的地區的基督信徒大約只佔所有居民的一半而已，其他的人，尤其是帝國元老院和文化界人士，仍然與帶有傳統宗教氣息的政治和文化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還有鄉間的農民，他們為了農作物的豐收和家畜的繁殖，依舊行傳統宗教的風俗。今天，信仰基督的人常稱教外人士為異教徒，而'異教徒'這個名詞的西方多種語言都源自拉丁文的'PAGANUS'這個字，它的意思是'鄉間農民'，由于鄉間農民信仰的是古老傳統的迷信，因此他們便成了'異教徒'的代名詞。
雖然古老的傳統信仰仍然存在，但是在整個第四世紀的過程中，羅馬皇帝或是出於自願，或是出於基督信徒的壓力，慢慢地制定禁止異教徒舉行他們的宗教禮俗儀式的法律。這些法律可以從迪奧多西二世（Teodosio II,401-450）和查士丁尼（Giustiniano,482-565）兩位皇帝編撰的法典中看出來。法典指出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時，便已經禁止行巫術，或解剖祭品的腸肚來占卜吉凶禍福。後來，這樣的禁令越來越嚴厲，到了君士坦丁皇帝的兒子君士坦佐二世（Costanzo II,318-361）在位時，更于公元三五六年禁止任何祭祀，關閉神廟，違者處以死刑。雖然如此，這項法律並沒有嚴格執行，因為來自民間的阻力還很大。
君士坦丁大帝的孫子朱理安（Giuliano,331-363）于公元三六零年稱帝時，恢復了古羅馬的宗教，並企圖消滅天主教，因為他的家庭遭同一家族信仰基督的的親戚的屠殺，只有他倖免，所以對基督信仰教義的價值非常懷疑。公元三六三年朱理安率軍出戰波斯，死于戰役，基督信徒都認為那是天主的懲罰。從此，天主教會再次興起，而且傳佈得比以前更快。
朱理安皇帝死後，他的幾位繼承人採取更多的措施禁止異教和主張異端者的存在。公元三七九年西羅馬帝國皇帝格拉喜安（Graziano,359-383）自動放棄先前的皇帝們所擁有的'大司祭'的頭銜；次年，公元三八零年，迪奧多西（Teodosio）統治帝國，正式宣佈天主教為全帝國的國教，所有的異端份子和異教徒都遭到打擊。到了公元三九二年，異教徒的一切慶典活動都被禁止，神廟全被拆毀，基督信徒甚至以為有權利打擊異教徒，摧毀他們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這是大變天的現象，先前迫害基督信徒的人，如今成了基督信徒的階下囚；原來為異教服務的國家政權，現在則反過來為基督信仰服務。同樣的思想觀念，同樣的政治結構，所不同的只是改變服務的對象而已。今天政教分離的觀念，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那時的宗教是維繫社會的基石，國家不能沒有宗教，至於甚麼宗教，那是其次的問題。
既然天主教已經成了國教，教友們是不是樂意看到國家政府出面幫助他們對付異端和異教徒呢？大部分的教友是如此，但是這種現象持續下去以後，皇帝們便自然而然成了他們的代言人了。不過另有小部分的教會人士對這個持著保留的態度。比方說，第三世紀下半葉西班牙阿維拉（Avila）的主教普里西利亞諾（Priscilliano）贊同波斯摩尼教的善惡二元論，結果被西班牙兩位主教控告到教會當局和羅馬皇帝馬西莫（Massimo）那裡，當時法國圖爾教區的主教聖馬爾定（Martino di Tours）力勸告狀的兩位主教和皇帝不要流血，他說讓一位世俗的人，也就是讓皇帝來判決教會的事務，實在是荒唐的事。不幸的是馬西莫皇帝在公元三八五年竟以不道德和行巫術的罪名，把普里西利亞諾主教和擁護他的許多人判處死刑。這可以說是第一批被國家法律判死的異端者。當時意大利米蘭的主教聖盎博羅削非常氣忿，和那兩位西班牙主教斷絕關係。
不錯，那時候的情況很複雜，如果不採取斷然的措施，可能後果不堪設想，就像當時北非所發生的'多納托主教異端'一樣，那時北非依波納（Ippona）的主教聖奧斯丁就接受羅馬帝國政府的幫助，來對付那些使用暴力的異端者，否者教會很難支持下去。
18. 羅馬帝國宗教自由後福音對社會影響
基督的福音像一粒種子，土壤肥沃、雨水充足、空間廣大的時候，自然會成長茁壯。相反地，如果空間狹窄、陽光不足，沒有足夠的養分雨水，它僅能委曲求全，暫時蝸居在極受限制的空間，儘量把根往下紮，等到有朝一日環境改善，便可以放心向四面八方發展。
羅馬帝國直到公元第四世紀初年，仍沒有正式的宗教信仰自由，雖然如此，早在第一世紀中葉以後便傳到羅馬的基督福音，還是在這兩百五十年中不但設法生存下來，而且在種種逆境之中，只要可能，便傳播出去。所以，福音在古羅馬帝國初世紀時代實在已經打下相當穩固的基礎。公元三一三年對天主教會是個吉祥的日子，因為羅馬君士坦丁大帝頒佈'米蘭詔書'，宣佈帝國境內宗教信仰自由。暗室的天窗既然已經打開，甚至連屋頂都拆掉了，福音這棵久被壓抑的小樹苗自然很快便成長茁壯。
或問：宗教信仰自由後，基督福音的精神是否也逐漸進入帝國的政治、社會和民間體制結構中呢？答案是肯定的。自從公元三二五年起，星期主日和教會禮儀年內的幾個重大慶典，都已經成了公定假日，整個社會生活的運作都按照教會的禮儀年曆表來進行。不但如此，帝國有關家庭的立法也深受基督信仰的影響，比方說：法律禁止男主人和自己的女奴隸有婚外的性關係；已有的離婚法律雖然沒有被廢除，卻制定了一些阻止離婚的新規定；奴隸制度沒有廢除，因為教會本身也有奴隸，可是法律禁止分散奴隸的家庭；至於釋放奴隸的手續也變得更簡單容易，只要在聖堂內，當著神職人員面前公開宣佈就可以；監獄中對待囚犯的態度也比較具有人性，獄卒不能再使囚犯餓死，而囚犯有權利每天至少一次見陽光，神職人員則有權利探訪囚犯。
在社會慈善工作上，由于羅馬帝國在這方面還沒有甚麼固定的制度和組織，所以基督信徒自動自發成立慈善機構。因著這些機構的運作，帝國也慢慢地、經過長期的嘗試，才在這方面有了新的認識和作為。從'宗徒大事錄'上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在當時已經有了行哀衿、救濟貧苦的行動，這種行動在羅馬帝國內漸漸地發展開來。著名的希臘教父，卡帕多細亞（Cappadocia）地區的凱撒勒雅（Cesarea）的主教聖巴西略（Basilio,330-379）曾建立一座真正的基督信徒小城，城中有聖堂、隱修院、醫院和接待所，專門招待老弱貧病和旅行過路的人。隱修院中的隱修士是負責接待所各種工作的人員。埃及亞歷山大城的主教甚至有一支有五百人之眾的醫療護士團，專門為貧病人士服務。羅馬城外港奧斯蒂亞（Ostia）也有一個接待朝聖旅客的地方。
從上面扼要提到的，可以約略看到教會在公元最初四個世紀中在各地所推行的愛德慈善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帝國日後社會福利事業的先驅。可是話說回來，教會的慈善事業雖然普及，基督福音對社會生活和帝國的法律也有相當的影響，但是社會的基督信仰化還是很有限，換句話說，基督的福音還沒有真正深入大眾的心靈，很多新奉教的人並不熱心于更改自己原有的不良習俗。帝國的法律雖然禁止殺害嬰兒，卻沒禁止遺棄他們；法律也禁止武士在競技場武鬥，但也只是徒具虛文，沒有人遵守。第二第三世紀時代教會幾乎禁止教友從軍，因為這個職業與基督信仰的精神不符。自從宗教信仰自由以後，教友對軍隊的惡感便逐漸減少。第四世紀末年，羅馬帝國一步一步走向衰亡，幾個皇帝企圖挽回狂瀾，所以統治手段越來越專制獨裁，經常使用酷刑對付敵人或囚犯。當時米蘭的主教聖盎博羅削（Ambrogio）在公元三九零年曾要求狄奧多西（Teodosio）皇帝先在米蘭主教座堂公開作嚴厲的補贖，才准予重新領聖體，因為這位皇帝為了平定希臘半島東北部得撒洛尼城的暴動，屠殺了七千人。
其實，自從君士坦丁大帝頒佈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以後，帝國境內許多居民都是為了機會主義而領洗作基督信徒的，他們雖然領洗，卻不願遵守領受聖洗所要求的倫理道德義務。很多人都畫十字聖號，在領洗之前也接受過要理教育，認識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但僅此而已。不少望教者把望教的期間拉長，甚至長到年老和臨終的時候，因為他們想聖洗聖事可以赦免一個人一生所犯的所有罪過，而且補贖也只須作一次而已，何不等到人老將死，慾望全無的時候才領洗，才立定志向悔改皈依，終生不再犯罪來得方便呢？為了這個原故，教會于是不太願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打如意算盤的望教徒身上，而寧願把精神放在真心誠意、希望儘快領洗作好教友的人那裡。
這些真心誠意希望儘快領洗奉教的人，通常都在四旬封齋期開始之前報名登記，于是整個四旬期便成了準備領洗的時期。在這段期間，主教或主教的代表根據'信經'的基本信仰要義，為他們講解教會的信德。基於教育心理原理，準備領洗的望教者必須在沒有領洗的人面前對自己所學到的保持秘密。在禮儀聚會中，望教者都要接受驅魔，也只讓他們誦念'宗徒信經'，因為這首經文他們必須在聖週六的領洗禮儀中宣念。在某些地方的教會，望教者也學著念'天主經'。望教者領洗後那一週裡面也要繼續聽要理，因此有所謂的'領洗要理'和'奧蹟進階要理'之分：領洗要理是在領洗之前聽講的，內容以'信經'和倫理道德方面的皈依為主；奧蹟進階要理是在領洗後聽講的，目的在進一步了解聖洗聖事本身和感恩祭典的意義。
由于外來的迫害和敵視的壓力已經消失，至少不公然出現，所以教會保護自己、抵禦外侮的要務已經退居第二線，神學工作者把重點集中在闡述聖事禮儀的效力和價值，使人知道聖事所涵的聖寵是天主白白賞賜的恩典。當時北非依波納教區的主教聖奧斯丁為鼓勵嬰孩兒童領洗，所以特別強調洗滌原罪的必要，他強調兒童和嬰兒即使沒有本罪，也需要天主介入，以消除人類與生俱來的原罪。
聖洗聖事可以赦免人的原罪和本罪，但是領過聖洗的教友中比較不熱心的也經常重犯大罪。既然為嚴重的罪過一生只有一次作補贖的機會，所以犯罪的人總設法拖延辦告解的時刻，盡可能在生命垂危的時候才告解認罪，以免在世的時候作太久的補贖。
當時犯大罪的人必須作非常嚴厲的公開補贖，凡是鑄下重大過錯或立嚴重壞表樣的人，都被禁止領聖體。其實那些重大的過錯不一定就是教會今天所認為的死罪，而一般教友也不至於受到這樣的處分。幾時教友犯了重罪，自己向主教辦告解，而主教也可能要求他接受作補贖的處分，這樣的處分在教會的禮儀聚會中進行。禮儀開始之前，主教把雙手放在罪人身上，並把用山羊毛織的苦衣交給他穿。處在同樣狀況下的教友們形成教會中的特殊小團體，他們既不能參與彌撒中的奉獻禮，更不能領聖體。逢每年的四旬封齋期，司祭們都重新把雙手放在這些作補贖的人身上。這種補贖的時期的長短視罪過的嚴重程度而定，長者可能好幾年。一旦補贖時期屆滿，主教再度把雙手放在罪人身上，表示罪人與教會、與天主修和。這個儀式通常在耶穌復活前的聖週四舉行。
今天的教友很難想像古代教友作補贖的情況，昔日那些犯重罪的人必須穿苦衣或者穿非常樸素的衣服，他們不能再顧慮自己的面子尊嚴，要守齋，行哀衿，不能吃肉，結婚的人不能再有夫妻關係，某些職業不能再作，即使補贖結束了，仍然不可以有夫妻關係，不可以從事某些行業，直到死亡為止。凡是沒遵守這些規矩的人，都被視為叛教者，永遠不能再與天主、與教會修好，因為懺悔與補贖處分一生中僅此一次而已。他們頂多只能期望臨死之前在病榻上領一次臨終聖體。
昔日教友所作的公開補贖是那麼嚴厲，致使它所產生的負面效果影響到教會本身各種聖事的普及和所能發揮的分施聖寵的效用。很多望教者都設法推延領洗的時日，以免受到教會告解聖事的嚴厲處分，他們希望在臨死之前才領洗進教，這樣既可以得到罪過的完全赦免，也不必作太多的補贖，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望教者既然不期望早日領洗，所以也不告解，更不能領聖體、領堅振、行婚配、晉升司鐸。至於已經領洗的教友，他們若是犯有重罪，更是想盡辦法推延辦告解的時日，因為他們不能放棄自己的職業和夫妻的生活。從另一方面說，年輕的人也不作那種公開的補贖，所以告解聖事成了為年老的人和快要去世的人的牧靈方式。
為了避免在生命最後的時刻還得作嚴厲的補贖，犯重大罪過的教友們都受勸告在日常生活中多作刻苦、多祈禱、多行哀衿，可是他們不能領聖體，情節重大者甚至公開被開除教籍，不過其中有不少人過了一段時日以後，未經教會許可，也沒有辦告解聖事，又自動回到教會，並領聖體，他們以為領聖體可以消除罪惡的痕跡。到了第五世紀，那些無法接受罪過的嚴厲懲罰的教友，大多不再理會教會給以的暫時開除教籍的命令。正因為有這種負面的反應，教會裡面另一些比較嚴守教規的人便作出另一種相對的行動，他們以謙遜的精神作公開的補贖，以回應冷淡教友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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